乔布斯传: 企业文化

假如历史是场赌局

虽然媒体对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一事大加追捧,苹果股价也现出了复苏的迹象,但那更多是出于一种明星效应──当一位曾开创个人电脑黄金时代的昔日明星,在远离媒体视线和公众热点多年后又重新回到舞台中心,人们自然会心存好奇。期待的眼光不少,但质疑的声音更多。

当时的业界巨头,戴尔计算机公司领导人迈克·戴尔(Michael
Dell)就对乔布斯出任苹果临时CEO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用半忧虑半嘲讽的口吻说:「如果我在苹果公司,我会关闭这家公司,把钱还给股东。」

另一位巨头,微软老大比尔·盖茨则在一次后来才被披露出来的谈话中说:「乔布斯想再次掌管公司,这是在浪费时间。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还要出任苹果的CEO,他知道,他没可能赢的。」

假如历史是场赌局,假如让1997年的人们对乔布斯能否拯救苹果下注,有人会把赌注压到乔布斯一边吗?假如有人在1997年预言说,回归后的乔帮主能让苹果公司的股价在15年内上涨100倍,有人会信吗?

正方观点:我压乔布斯赢,他有可能扭转苹果的败局,因为:

  • 乔布斯的个人魅力无与伦比。
  • 乔布斯精通市场和销售。
  • 苹果公司的品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 乔布斯是苹果的缔造者,对拯救公司有最大的激情和动力。

反方观点:我不看好乔布斯,他面临的是无解的死局,因为:

  • 苹果股价滑落到12年来的最低点,公司现金流告罄,资金周转陷入泥潭。
  • 苹果电脑早已不像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样在市场上所向披靡,蓝色巨人IBM和软件帝国微软领导的PC阵营几乎已垄断了全球市场。
  • 苹果公司内部产品线名目繁多,不同产品组间相互竞争有限的资源,产品之间功能重叠、技术不兼容等现象屡见不鲜。
  • 苹果推向市场的主打产品,如Macintosh电脑故障频出,电脑上的MacOS操作系统经常崩溃,几乎天天接到大批用户的抱怨和投诉。
  • 苹果近年来不断裁员,人心惶惶,内部管理问题多多,人浮于事、部门隔阂、权责不清、流程冗长等大企业常见病同样在苹果肆虐。
  • 苹果外部强敌环伺。当时微软的Windows95风头正劲,使用Windows的PC机几乎已经把Macintosh电脑挤进了死胡同。祸不单行,苹果还陷进了与微软的知识产权纠纷,官司一直没有个清晰的头绪。
  • 没有多少人相信苹果还能独立支撑下去,Sun、甲骨文等业界巨头早已虎视眈眈,试图收购苹果。
  • 最重要的一点:乔布斯在1985年离开苹果后,并没有作为CEO带领任何一家公司取得成功的经验,他在NeXT公司屡战屡败,最终戏剧性地被苹果收购。一个没有成功经验的CEO凭什么值得大家把赌注放到他的一边?

好了好了,不用再继续罗列下去了。和那区区几条正方观点相比,反方所列的每一条事实都切中要害,难以反驳。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把赌注压到乔布斯身上。

不过,今天的我们已经知道,这场赌局以乔帮主的大胜告终。

假如历史是场赌局,那99%的赌徒都会输得一干二净。

历史就是这样善于打哑谜,历史就是这样难以预料。

今天,在纽约,在旧金山,在北京,在上海,在巴黎,在伦敦,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标志随处可见,满街都是膝上捧着iPad玩「愤怒的小鸟」、手上拿着iPhone漫游互联网或视频通话、耳朵里戴着耳机听iPod音乐的年轻人。

想象一下吧,如果1997年的乔布斯像大多数人一样对苹果彻底失去了信心,如果没有乔布斯回归苹果后的一系列神来之笔,今天的高科技产业会不会暗淡无光?今天的生活时尚会不会缺了许多亮点?

乔布斯不但拯救了苹果,还一手打造了前无古人,估计后面也很难再有来者的产业神话。苹果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市值于2010年5月一举超过微软,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2011年春天,苹果公司股价更是达到了350美元上下──考虑到1997年后苹果曾两次以2∶1的比例拆股,此前提到的1997年独立日接近13美元的股价按照今天的标准换算,只合3.4美元多一点。不到15年的时间,苹果公司的股价整整上涨了100倍!

正如2006年谷歌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所说:「苹果公司正在进行着科技史上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第二次演出,它传奇般的复苏之路,让人难以忘怀。」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企业文化

曾有记者问乔布斯:「你的特长在于招聘最好的人才?」

乔布斯回答说:「不完全是招聘。招聘到人才后,还必须为人才创建最好的环境,让这些人切实感觉到,他们身边到处都是与他们一样出色的人,他们的工作有巨大的影响力,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清晰的远景目标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除了招聘到最好的人才,乔布斯也会努力为这些人才创建一个最好的工作环境──这个包含各种软硬件因素在内的大环境,通常也被称为企业文化。

今天的苹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库比蒂诺无限环岛路(Infinite Loop,
Cupertino),是一组排列方式别具一格的办公楼群。这一片办公楼群由6幢低矮的办公楼组成,整个园区建成于1993年,最初只租售给研发型的公司,6幢大楼也因此被命名为「研发1号」到「研发6号」。事实上,「无限环岛」这个名字就是从编程里「无限循环」的概念得来的。

乔布斯主管Macintosh团队时,苹果就开始逐幢逐幢地搬入无限环岛及其附近的办公楼。乔布斯回归后,园区内除了苹果公司占据的办公室以外,又搬入了一些非研发性质的公司,6幢大楼随之被改名为「无限环岛1号」到「无限环岛6号」。苹果员工还亲切地把园区西南角停车场外一家孤立的连锁餐馆戏称为「无限环岛7号」。

驾车行驶在无限环岛1号及其周边,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别样的稳重与内敛。道路周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外观缺少变化的办公楼在路两旁错落有致,园区里很少能看到在谷歌总部园区经常见到的动感色彩与造型。园区正门的商店除了销售苹果产品外,还销售带有苹果商标的T恤、帽子、马克杯、水壶、衣服等纪念品。走到园区6幢办公楼中央的庭院里,访客总会感觉到,这里是一个优美、恬静的花园,而不是那些正在开创未来的、激情四溢的工程师们办公的地方。

实际上,乔布斯想在苹果内部营造的,是一种既面向未来、面向技术精英,又井然有序、制度严明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既不像谷歌的企业文化那样完全以技术和创新为主导,又不像IBM的企业文化那样过分强调等级和结构。可以说,乔布斯的苹果所代表的,是一种专制氛围烘托下的创新文化。

顺便说一句,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苹果正在距离无限环岛路大约1英里的地方兴建新的办公园区。2011年6月7日,乔布斯在库比蒂诺市政会议上,亲自为大家展示了新园区的设计方案。新园区预计在2015年完工,将成为一个占地150英亩,可容纳12000名员工的超级办公区。那块地皮原先归惠普所有,乔布斯显然是利用早年积累的人脉,说服惠普将地皮转让给了苹果。乔布斯说:「你会发现新园区看起来像一艘正在降落的飞船。大楼将是环形的,且全都是曲面玻璃。我们将之前建造苹果专卖店的经验搬到了这里。」

一方面,苹果的企业文化充满自由创新、不循规蹈矩的因素。曾在苹果工作6年之久的李开复回忆说:「苹果的文化是工程师文化。当年,有一位工程师自称可以做出比英特尔更好的芯片,斯卡利就给他买了一台价值1500万美元的克雷(Cray)超级计算机。后来,在发现根本不可能跟英特尔竞争,几千万美元都是在白白浪费之后,这个项目才被取消──对苹果来说,这是一次错误,但也是苹果工程师文化的一种体现。」

苹果的工程师在工作中一派天马行空的作风。1994年,苹果的工程师们在研发Power
Macintosh 7100电脑时,把项目的内部代码命名为卡尔·萨根(Carl
Sagan),这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兼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字。尽管项目的内部代码并不公开,但卡尔·萨根先生本人却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这件事。极其在乎名誉的萨根先生怕这个内部代码真的变成了产品名字,一怒之下起诉苹果,并发了律师函,要求苹果改名。苹果同意改名,但工程师们却报复性地把项目名字改成了「BHA」,这个缩写其实是「大头鬼天文学家」。萨根再一次被激怒,将苹果告上了联邦法院。不过,法官还是没有支持萨根先生的诉讼。为了取笑萨根,苹果工程师又改变了项目的内部代码,这一次,Power
Macintosh
7100被工程师们称做「LAW」,这实际上是「律师都是胆小鬼」的缩写。

在乔布斯的感染下,苹果员工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工作改变世界。在苹果,工作几乎被上升到为信仰献身的程度,就像宗教一样。例如,一遇到新产品发布的日子,员工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彻夜不眠地为第二天的主题演讲做准备。乔布斯或其他高管在台上开始演讲后,苹果的员工们则会狂热地聚集在办公室、食堂或咖啡馆里观看直播,这些员工几乎和参加发布会的「果粉」一样兴奋。一位苹果员工说:「参加或观看发布会是在苹果工作时最美妙的体验。」

另一方面,苹果也差不多是现代IT企业里对员工要求最严格的公司之一。苹果可不是一家可以随便打哈哈的工作场所。一位苹果前设计师说:「当然,苹果是一个非常严格、无情的工作环境。」而一位苹果前产品高管则说:「虽然要求严格,但苹果的态度是,你在一家生产全世界最他妈酷的产品的公司工作,你够荣耀的了。那么,请闭上你的嘴,好好工作吧。」

与Macintosh的「海盗团队」时代不同的是,在今天的苹果总部,你看不到太多穿着短裤和人字拖的工作人员,也看不到装饰得很有个性的办公隔间。乔布斯当年回归苹果后,就对员工作出过严格的规定,包括园区内不准吸烟,禁止带狗进入园区等。这种情形完全和谷歌的办公环境相反。要知道,在谷歌,不但可以带狗上班,甚至还有「穿睡衣上班日」、「带小孩上班日」这样的活动,公司里随处都是好吃的和好玩的。

乔布斯还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园区内的上万名员工。因为学佛的缘故,乔布斯自己是一个只吃鱼和素食的「鱼素食主义者」。有一次,在公司会议上有人问乔布斯,他对公司内部什么地方最不满意。乔布斯回答说:「员工餐厅。」很快,乔布斯更换了餐厅的全部厨师和食品采购员,并专程从他喜欢的一家餐厅聘请了新的厨师。大家不久就发现,乔布斯自己最爱吃的豆腐成了员工餐厅菜单里的主角。

保密是苹果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加入苹果的员工都被近乎苛刻地要求遵守各种保密制度,例如,员工不得在博客或任何其他公开渠道谈论任何与工作有关的内容,也绝对禁止和配偶讨论有关公司的事情,在公司工作时,很多涉及保密或法律相关的事情都不能在电子邮件中讨论。对于外界关于苹果的负面报道,苹果的公关部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保持沉默,普通员工更是禁止对外发表任何看法。保密项目或艾维所负责的工业设计团队的员工,每天上班都要穿过严防死守的安全门,每道门都要刷卡、输入密码才能通行。办公室的保密区域都装有摄像头,最保密的东西甚至用黑布包裹,一旦取下黑布,就有红灯亮起,以提醒员工加倍小心。

实际上,各代iPhone和iPad发布前的几次外观泄露事件,大多是通过苹果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代工厂泄露出去的。2010年,苹果的工程师在一家酒吧喝酒时,不慎丢掉了他当时正在测试的iPhone
4原型机,好事者将手机卖给科技网站Gizmodo,造成了苹果历史上最著名的员工泄密案,这也许是苹果自身近年来出现的最大保密漏洞了。

严格的管理也体现在员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一位苹果中国的员工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上海出差,住在公司规定的五星级酒店里。在苹果,员工出差住酒店必须住公司建议的酒店,对于不在公司清单里的酒店,即使价格便宜,也不能住。这位员工在酒店里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准备材料。大会要求同声传译,必须为每个同声传译员预先准备好所有幻灯片的打印稿。这位员工算了算,所有打印稿共有1千多页,如果在酒店的商务中心打印,每页价格高达10到12元人民币,总计费用将超过1万元,还不如就近买一台轻便的打印机,在酒店房间里自己打印便宜。但即便是为公司省钱,这样的事情也必须报请上级批准。这位员工给经理发了电子邮件,直到收到经理肯定的回复后,才去买了打印机,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

虽然苹果的企业文化以严格著称,但苹果人还是很喜欢苹果的工作环境。苹果的人才流失率一直很低。

苹果公司的一位猎头说:「人们加入苹果并留在这里工作,是因为他们信仰公司的使命,尽管对他们个人来说,可能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开心。」

苹果一位前副总裁则说:「在乔布斯的团队,员工工作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不会因为乔布斯是天才,就觉得自己的创造力受到了压抑。乔布斯在预测未来方面非常出色,想法通常领先所有人三年左右。虽然他也不是一贯正确,但员工还是很高兴能有人预见到未来的产业趋势,他们为拥有一个对产业有如此深刻认识的领导者而骄傲。」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e77乐彩首页,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玛丽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
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玛丽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
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词。但是无论她怎样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合众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一直到她去世,麦隆内夫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1922年5月15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1922年2月7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
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33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像在1921年一样,玛丽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1932年5月29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看见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见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思乡情绪,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给艾芙写的信里,一再描写她的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40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
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