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 六十六回 急政务饿倒张廷玉 赐黄匣重托刘墨林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雍正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咳,这个不懂事的史贻直,朕可拿他怎么办才好呢?他的话于情于理都没有什么错,杀了他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是,不杀他又怎么对年羹尧说呢……”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雍正皇上在发愁。因为他拿不定主意,要怎样才能既稳住年羹尧,又不伤了史贻直。方苞也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见皇上如此,他笑了笑说:“皇上,臣有一法,可助皇上决疑。”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雍正忙说:“方先生请讲!”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方苞闪着他那黑豆一样的小眼睛说:“皇上,臣这法子很简单:事出意外,凭天而决!”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方先生,请道其详。”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皇上,史贻直不是说过:想要天下雨,就必须斩掉年羹尧吗?我们就把他索性看作是为祈雨而来的。皇上可以下令,让他在午门前跪地求雨。天若下雨,奸臣就不是年羹尧;天要不下雨呢,年羹尧就‘不是奸臣’!据臣估计,今晚的这件事,断然瞒不过年羹尧。这样,就等于是替年羹尧出了气,白了冤。他年大将军再刁,还能说什么呢?”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雍正听得迷糊了,他在心里盘算着:下雨,奸臣不是年某;不下雨,年就不是奸臣?嘿,方苞这弯弯绕可真绝!可他又突然问道:“这……那,史贻直又该怎么办?你能说,明天就一定会下雨吗?万一不下雨,杀不杀他呢?”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方苞笑了:“皇上,据臣推测,明日天将有雨。不管这雨会不会下,反正年羹尧就没有理由再说什么。史贻直的罪名,了不起也只是个‘君前狂言’。而君前狂言是没有死罪的,交到部里依律议处也就是了。”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雍正下意识地走到殿门口向外观望,只见蓝天如洗,星光璀灿,哪里有一点儿将要下雨的样子?他无可奈何地走回来说:“唉,多好的人哪……看来,也只好这样办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在一旁的张廷玉急了,方苞这番话简直是儿戏嘛!而且这样说法,也不像个儒学大家的样子呀!他抬起头来刚说了一句:“方先生,您这话,分明是方外术士说……”话没说完,他的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满大殿的人全都大吃一惊。雍正吓得倒退了两步,心慌意乱地大叫:“快,传太医!”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早就进来的刘墨林上前一步说:“皇上,臣略通医道,愿替皇上分忧。”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说着,他竟自走上前去,翻看了一下张廷玉的眼皮,又把着脉沉思了好久。雍正急了,问他:“廷玉他……他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刘墨林摇摇头说:“此事如果不是臣亲眼所见,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雍正火了:“刘墨林,你想让朕和你猜谜玩儿吗?”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皇上,张相他没病……他是饿昏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雍正皱着眉头训斥:“胡说八道。朕今天两次亲自赐膳给他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写道: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太监高无庸上前禀道:“皇上,这事儿奴才知道。皇上两次赐膳,都是奴才侍候的。但找张相的人太多了,他又急着要过来侍候主子,兴许他……他没来得及吃……”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众人的吵吵声惊醒了张廷玉。他睁开眼来看着大家问:“你们,这是怎么了……皇上,臣不过是一时头晕,不想竟惊了驾。”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两个太监忙上前来将他搀扶起来,他又强作笑容说,“我们张家遵从圣祖训示,要惜福少食摄养。想不到臣今天竟然闹出了这个笑话……”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他说得似乎轻描淡写,可是雍正却哪里笑得出来,他一迭连声地叫着:“快,传膳!你们都没听见吗?朕叫你们去传膳哪!”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方苞连忙说:“皇上,御膳太油腻,廷玉怕未必克化得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刘墨林上前一步说:“皇上,只要一杯奶子就行,参加点冰糖,有现成的点心更好。御膳虽是美味,可张相是万万吃不得的。”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雍正一回头,见高无庸正津律有味地在一旁听着,他大喝一声:“你愣什么,还不快去办!”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张廷玉大口地喝着奶子,又吃了两块宫点,气色缓了过来。他擦着额角上的虚汗说:“臣从来也不敢在圣上面前放肆的,想不到今天竟然出了丑。万岁,臣已经好了,请接着议事吧。”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雍正心疼地说:“不议了,不议了。今天已经太晚,况且你这样子,又怎么能撑得了啊!”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⑧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张廷玉连忙说:“皇上关爱,臣已心领了。但按皇上原来的打算,今晚还要召见杨名时和孙嘉淦的。他们俩现在都退出去了,只剩下刘墨林一人,怎能再推后一日?臣身子能支持得住,还是依照皇上平日说的那样:今日事,今日毕最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雍正略一思忖,觉得刘墨林的事,也实在不能再拖了,便说:“那好吧。高无庸,你去传几碗参汤来给众位大人。刘墨林,天这么晚了,廷玉身子又不好,你知道朕为什么要传你进来吗?”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刘墨林正等着这一问呢:“回皇上,臣知道。臣今天在八爷府上作践了徐骏,也得罪了八爷。万岁一定是听了八爷的话,也一定是要处分臣。这事臣自己没什么可说,因为臣是故意这样做的,臣也甘愿伏罪。”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在场的人原来以为,皇上问话后,刘墨林一定要说“臣不知”的,哪知他却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了。他的话引得大家全都笑了起来,雍正也说:“你刘墨林伶俐得也忒过头了吧?你怎么知道,朕要办你的罪呢?徐骏是个浮浪的纨绔子弟,他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力;而你哪,也是个放荡不羁的无行文人,心里头还恃了朕的宠。朕说句不偏不倚的话,你们俩都够受了!既然八爷已经教训了你,你也知道了自己的错,朕就不再给你处分了。”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刘墨林叩头说:“臣谢主子的宽仁厚德。臣还想多说一句:徐骏确实是个衣冠禽兽、斯文败类!今天我当面唾了他,这是真的,但八爷面前臣却没有失礼。徐骏是翰林院的人,不是八爷跟前的奴才,八爷这个偏架拉得毫无道理。臣虽然放荡无羁,却没有一点恃宠骄人的意思,臣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你咽不下也得给朕咽了!”雍正平静地说,“苏舜卿的事,朕心里是有数的。你为了一个女人就和人呕气,朕很不取你这一条。回头你去见见你十三爷,在他那里领些银子,好好发送一下苏舜卿也就是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读了那么多的书,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吗?”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雍正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口。心想,劝人容易劝自己难啊。因为他从自己刚才的话里,又突发连想:那个被允禵带到进化去的丫头,现在还好吗?想着,想着的,竟觉得心里有些隐痛。他连忙换了话题,“今天叫你进来,不是为了你的私事。朕意要放你去当个外任官,你觉得怎样啊?”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⑾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⑿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刘墨林打了个愣怔:“臣是皇上的臣子,臣也决心以身许国。不管做京官、当外任,还不都是一样?既然皇上问到了臣,臣就说说心里话。早先,臣也和别人一样,进了翰林院就巴望着能放个学差,收门生,熬资格。自从读了皇上写的《朋党论》后,才知道这些想法都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社稷。今天万岁既然说了,臣就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臣敢向万岁作保,管教它三年一小治,五年一大治。臣愿为皇上作一方良牧!”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雍正灿然一笑说:“那当然很好。可是,朕知道你的能力,并不是一郡一县可以局限的。朕想让你还回到西宁去作些事情,嗯……就当个参议道台吧,你愿意不愿意?”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嗯?你怎么不说话?”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臣不敢不奉诏,但臣也不敢说假话。臣不愿意去!”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哦?你说说看,为什么呢?”雍正的口气,像是在和他商量。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刘墨林却连连叩头说:“回皇上。年大将军刚严可畏,臣侍候不来!”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此言一出,殿上众臣都是一惊。张廷玉出面劝他:“你怎么会这样想呢?皇上是叫你当西宁参议道,你主管的是为年、岳两部征调粮饷,调停西宁各驻军间的争端。你并不受谁的节制,有了事,可以直报上书房嘛。”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雍正接过话头说:“不,直报朕!”他向邢年一招手,邢年快步上前,手里捧着一个黄色的小匣子,匣子上面还放着两把钥匙。雍正自取了一把交给邢年说:“你替朕收好。”邢年便转手把那个黄匣子又捧给了刘墨林。刘墨林双手接过来,觉得它沉甸甸的。一看,这黄匣子上还包着镀金的黄铜页子,而那钥匙却是犬牙交错,打造得十分精致。很显然,这匣子上装的是一个特制的锁。哦,这一定就是自己久已闻名。却一次也没见到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雍正含着微笑看着刘墨林那既吃惊、又好奇的样子,觉得很是有趣:“知道吗?这匣子是圣祖皇帝的一大发明,古无先例!下边有人说,朕的耳目灵通和从不受人欺哄,靠的是要粘竿处的人去听墙角,真是错得糊涂!他哪里知道,朕靠的就是这个小小的黄匣子。这匣子的用处大得很哪!上自总督巡抚,下到州县小官,只要有了这黄匣子,就可以与朕直接通话。就像是家人之间通信一样,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说对了,没有任何奖赏;说的不对,也没有任何处分。不管是什么事,凡是你自己拿不准的,全都可以写成密折来给朕看。朕收了你递进来的黄匣子,有空就看,随时批复,但又不是正式公文。平常时候你呈进的奏折,是递到张廷玉那里的。可一到他手里,就变成了‘公事’,而只能秉公处置了。这就是‘明’和‘密’的区别,你听明白了吗?”

  ⑧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马齐笑着对刘墨林说:“刘探花,你别看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万岁,可我们却没有这个荣幸啊!别傻盯着看了,这是异数,还不赶快谢恩!”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雍正的目光盯着远处,一字一板地说:“是啊,是啊,这确实是个异数,可惜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感恩。有的人受到朕恩赏的密折专奏之权后,随便拿出黄匣子给外人看,为的是卖弄专宠;有的人则把朕的朱批,当作奇闻泄露出去。这两种人,朕是不能给他们好脸的。还有一种人,就是穆香阿那样的。他寄来的密折,全都是在拍年羹尧的马屁,读起来让人肉麻!哦,刚才马齐还说他可以当九门提督,真是可笑之极!”

  ⑩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马齐连忙起身谢罪说:“臣妄言了,请皇上恕罪!”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日。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朕知道,你是无心的嘛。朕不过是顺着话音,叮嘱你几句罢了。”雍正示意叫马齐坐下,这才又说,“刘墨林,你现在有了密折专奏之权,就要勤着奏报朕最关心的事。大至督抚将帅,小到茶肆耳语,以至秦楼楚馆的轶闻趣事,士大夫的往来过从等等,等等。总之,凡是有关朝政阙失,世道人心的各种事情,都可放胆奏来,没有什么忌讳。还有,诸如年岁丰欠、旱涝阴暗的……只管奏……”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说到旱涝阴晴,雍正突然想到了史贻直,他心里猛地一阵抽搐。过了好久才又说:“今天实在是晚了,朕也没了精神。刘墨林你明天先见见张廷玉,然后就到年羹尧那里陪着他。记着:事事都要听年羹尧的调度;可事事也都要向朕密报!”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刘墨林今天脑子都转不过圈来了。苏舜卿死了,他悲;受了八爷的羞辱,他气;升了官,他喜;与年羹尧打交道,他忧;皇上赐给他密折专奏之权,他又惊又疑。心里像是翻倒了五味瓶,什么滋味全都有了。他跪倒叩头说:“臣敢不遵从圣上明训。”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夜深了,你们都散去了吧。”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众人都走了,可是,心事沉重的雍正皇帝,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几次起床到殿外看天,可是,天却为什么晴得这样的好……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刘墨林料想张廷玉昨晚发了病,今天一定要迟起的。所以,他直到天色大亮,才喊了轿子,走向张廷玉的私邸。一路上,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震人耳鼓:“哎,听说了吗,弹劾年大将军的那个史大人,已经被绑赴午门,午时三刻就要问斩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嘿,你的消息晚了!我听说,今天年大将军要亲自出这趟‘红差’哪!”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刘墨林听了这些议论,觉得十分好笑。“午门问斩”是前明常见的事,大清开国以来已经废止了。只是在康熙初年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有过那么一次。那是因为要表示对吴三桂大张挞伐的决心,康熙皇上亲登五凤楼,并在午门下令斩了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雄的。史贻直这么点儿小事,哪用得着大动干戈呀?再说,就是杀人,也用不着年羹尧亲自动手啊!他正在想着,轿子已到了张相门前,刚要递上名刺,哪知,门官却笑了:“哟,刘大人,我们张相爷四更起身,五鼓上朝,这已是几十年不变的老规矩了,您还不知道吗?张相离家时交代过了,说请您老到上书房里见面。”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线的产物。”

  刘墨林不住赞叹:啊,怪不得张廷玉的圣眷那么好。敢情,他勤劳王事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昨天晚上,他睡得那么晚,今天他照样还是起得这么早。换了别人,不,假如换了自己,能这样勤奋事主吗?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大轿抬起后,刘墨林又特别嘱咐,要绕道午门,他想去看看史贻直。大家同朝为官,史贻直遭了事,自己应该有所表示才对。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可是,来到午门前,刘墨林又犯了踌躇:自己马上就要到年羹尧手下当参议,不早不晚地来掺和史贻直的事,岂不要犯了年大将军的忌讳?他在午门前远远望去,只见史贻直已经被摘了顶戴,直挺挺地跪在午门旁的侍卫房门口。五月的太阳,火辣辣地挂在万里无云的晴空。骄阳在施展着它的威风,把整个北京城全都烤得像火炉一般。史贻直却昂首挺胸,笔直地跪在那里,好像心里充满了对上天的虔诚,而并没有丝毫的怯懦。他的梗直无畏,更增加了刘墨林对他的敬意。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就在这时,老太监邢年走到史贻直的面前说:“有旨!”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史贻直以头碰地:“臣,史贻直聆听圣训。”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皇上问你,你这次无端攻讦年羹尧,有没有串连预谋的事?”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没有!”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那为什么孙嘉淦要出面保你,他说的又和你的话一模一样?”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e77乐彩首页,  地进行斗批改呢?”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⑦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⑧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⑩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

  ⑧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

  ⑨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⑩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知道。”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①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②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离京赴苏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③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④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⑤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报告一开头先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对国际形势如何估计,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毛泽东曾委托他询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又当面问过斯大林。回国以后,在研究国内工作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这是作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对国际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新的世界战争问题的判断,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得出来的,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料到会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⑥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去年骂我的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是极大的胜利。毛泽东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因出现新的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些动摇。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

  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他已经察觉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非常必要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胜而骄。必须确定进攻点在哪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是哪一些,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

  毛泽东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⑧

  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一九五0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中,加工、订货、包销、收购部分所占比重,达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三,而在一九四九年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五。其中,棉纺织业在一九五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占其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说的。”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时,曾估计全年将有四亿一千六百万元赤字,后来只有二亿九千万元。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⑨

  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⑩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抗美援朝的胜利,都离不开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全力支持,离不开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①指陈毅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上海三四两月工作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10日。

  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②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验吧。”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④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⑤毛泽东致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彭德怀、高岗电,手稿,1950年5月20日。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

  ⑦《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4页。

  通。”

  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页。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

  土地改革,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并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①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及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②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过去是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任务,也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

  在新的情况下,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新区的土改在政策上要不要有所改变?土改的对象是地主阶级,这是不能改变的。土改依靠的力量是贫雇农,团结的力量是中农,这也是不能改变的。问题在富农,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政策?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中国的富农,一般带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性质,同时又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中国的富农,人数不多,在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在土地改革中对它实行什么政策,对农村其他阶层,主要是中农,影响很大。

  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

  由于富农在农村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几经改变,并在党内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对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的,提出中立富农、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时期,他的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受到压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随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③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当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提议,把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在法令上,不要肯定农民分配富农多余土地的要求。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时,应当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斯大林的意见,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一九五0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刘少奇,告诉他将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中的第四部分(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暂缓发表,从长计议,待他回国后再作决定及发表。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

  电报中说:

  验,还要总结。”

  “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④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

  访苏归来以后,毛泽东对富农政策问题的考虑日渐成熟,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但他觉得,这样大的政策问题,还需要更多地听听地方上主要是各大区的和各省的负责人的意见。

  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

  电报还说:“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毛泽东还让邓子恢在中南局正在召开的各省负责人会议上,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⑤

  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了近半数,最主要的有: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中央要各地算这笔帐,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这笔帐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①(①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各地在回电中,对中立富农的政策都表示同意,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包括其出租的土地在内;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分配富农的出租土地,保留其余的土地财产。毛泽东对这两种意见都很重视,选择有代表性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继续研究。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接连三次来电,主张富农的出租土地应该拿出来分配,实行新的“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原则,即不动富农自耕地及中农、富裕中农的土地,将地主土地、公地、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照毛泽东的本意,他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但他没有立刻否定邓子恢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一面要中南局根据他们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一个和中南局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五月十三日,中南局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很快报来了。这个草案对富农出租的土地,允许按照不同情况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两天后,华东局起草的土改条例草案也报来了。他们的草案对富农政策只写了一句话:“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托人带来口信,重申他的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过几年再动,这是毛泽东在三月十二日致各中央局负责人电报里说的。饶漱石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展生产。

  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问题需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九月八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确定政策。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毛泽东在向七届三中全会上提交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里说:“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他说,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⑥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经毛泽东修改、提交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关于富农政策的规定是:“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就是这么一句话。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六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土改问题的报告,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他举例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四十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下。从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感到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八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可是,就在这年十一月十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邓子恢说,他对中央改变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过去他在这一点上还没有想得太通,这次根据中央这个指示,他完全理解这个精神,拥护这个方针。但是在中南的部分地区,如果富农的出租土地完全不动,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他希望对这个问题不要规定死,要有个机动,留一个“尾巴”,即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可以有条件地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被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三十一个小时,使上海站三十六趟列车无法发出,严重影响了铁路交通运输秩序。他们并要求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他们的北上控告是革命行动,这次事件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六月九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里,再次对不动富农的政策作了说明。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他在回顾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历史后指出:那时候情况很紧张,应该团结绝大多数人,这个道理也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战争停了,我们又决定不动富农。那时候,就是要动富农,不动富农,那是不可设想的事情。苏联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他们搞军事共产主义,对富农不准备搞的,后来因为敌人进攻得很厉害,资本家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好,才对富农从各方面直接没收。苏联搞新经济政策,废除军事共产主义,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我们现在是在战争停了以后,才不动富农。北方战争早已停了,所以去年土改缓和得多了。现在全国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战争都停了,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可能,对富农可以现在不去搞他。⑦

  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对这个重大政策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土地改革法草案又在党内外继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六月十二日经毛泽东修改、准备提交给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补充,这样规定:“保存富农经济,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对于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得征收其一部或全部。富农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不得侵犯。”其中,对某些特殊地区可视情况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规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这是吸收了邓子恢的意见。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朕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尽管如此,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他同林彪、江青等仍有区别。他不是不要生产,更不是要搞乱生产,而是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①(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②(②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但一场他没有料到的轩然大波发生了。据谷牧回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请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来开会,请出许多老先生来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

  “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六月二十八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六月三十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施行。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实际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就不多了,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毛泽东在指导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更强调要谨慎,要各级领导机关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差。强调土改运动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对于尚不具备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充分照顾到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采取更慎重、更稳妥、更和缓的政策和步骤。他唯恐重犯一九四七年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土改进程宁慢勿快,尽可能地避免出乱子。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确而稳健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胜利。到一九五三年春,全国除若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内)无偿得到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一些陈腐的、落后的东西在相当程度上被革除了。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场规模广大、内容深刻的社会大变动,铲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根基,使古老的中国农村空前地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

  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耕者有其田”,这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领导农民去实现这个纲领。只有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斗争,才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完成了这一彻底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任务。

  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需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情绪。’在十二月六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的站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这份电报讲到:“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划了横线。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从七月到八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

  第一个批示是七月二十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⑧

  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第二个批语写于八月五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⑨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⑩

  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9、80页。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

  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④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周恩来致刘少奇电,手稿,1950年2月17日。

  1月版,第27、28页。)

  ⑤毛泽东给邓子恢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的电报,1950年3月1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7、48页。

  林彪过去从来不过问经济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也很少出面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表现得如此积极,的确很不寻常。他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在三个半天的会议上配合得如此默契,也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们自身正要在乱中夺权的图谋以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看出:在“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把“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去,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把它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重要步骤。这确实是毛泽东正在思考和酝酿着的新的重大部署。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不久,毛泽东派人告诉林彪:稿子已经有了。他所说的“稿子”就是指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十二月九日,中央碰头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下发到县、团级和工厂企业、事业、科研、设计单位讨论。文件中虽然仍写道:“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等等。①(①《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⑦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50年6月9日。

  十二月十五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②(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7月20日。

  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5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⑩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31日。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①

  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一九五一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十一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八十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八十天,建成了一条长达一百六十八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一九五七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十二亿四千万元,治理大小河道一百七十五条,修建水库九座,库容量达三百一十六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四千六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海河工程。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

  一九五0年十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听取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的汇报,认真研究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不久,荆江分洪工程获得批准。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荆江分洪工程,直接关系到湖北、湖南两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尽管从长远来说对两省人民都是件好事,但由于历史上形成的“舍南救北”的矛盾,如何处理好湘鄂两省的关系,就成为荆江工程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

  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南区和湘鄂两省有关负责人召开荆江分洪工程会议。与会者一致赞成荆江分洪工程尽快上马,但对于一旦发生长江特大洪水时湖南是否分洪、以及分洪后湖南能否免除洪水威胁的问题,看法一时难以统一。

  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②

  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

  随后,经过多方商议,又对《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稿反复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充分地考虑到湘鄂两省各自利益的方案。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③与顾问布可夫④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⑤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⑥三月三十一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

  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五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①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这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他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海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正式开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

  官厅水库可蓄水二十二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了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十年就有四次决口。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它和治理海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黄河。

  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第一站到济南。二十七日,毛泽东视察了济南附近的黄河地段。他站在堤坝上,凝神望着黄河水,问道: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地面要高出多少?陪同的人回答:高出六到七米。毛泽东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不能出事。还说:我深知黄河洪水为害,黄河侧渗也会给人民造成灾害。你们可以引黄河水淤地,改种水稻,疏通小清河排水,让群众吃大米,少吃地瓜。

  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

  二十八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徐州⑦。途经当年的淮海战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向周围人说起当年指挥淮海战役的一些情景。到了徐州,刚下火车,就听徐州市负责人汇报工作。徐州市负责人表示,事先不知道主席要来,没有准备。毛泽东说:我就爱听没有准备的汇报。

  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在徐州,毛泽东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

  二十九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南省兰封县⑧。为了不给地方增加接待负担,他提出,当晚就住在专列上。

  量”。

  第二天(三十日),毛泽东又乘专列前往黄河东坝头,随即徒步登上大堤,来到当年铜瓦厢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毛泽东向陪同的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了解当年黄河决口的情况,并询问了固堤防洪的一些措施。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

  中午,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毛泽东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关切地了解了黄河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

  开封就要到了,毛泽东提出想看一下举世闻名的“悬河”。于是,一行人很快来到柳园口大堤。站在大堤上,毛泽东向四下张望,说:真是“悬河”!黄河水比堤外村里的树梢还高。他又嘱咐说: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万万不能再出事。

  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晚,毛泽东在开封河南军区驻地过夜。大家都休息了,毛泽东却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翻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找当地的方志等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毛泽东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下车到邙山考察。远远望去,可以看到新建成的引黄灌溉大闸。毛泽东提议去引黄渠看看。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到了引黄灌溉大闸管理处,听完管理人员介绍,毛泽东问:把闸门打开进水看看行吗?陪同的人告诉他:现在这里还没有电,开闸都是人摇。毛泽东提议:那咱们一起去摇开它吧。说罢,便脱去大衣,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

  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

  闸开了,黄河水滚滚涌进。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在那里深思片刻,说:沿着黄河每个县都建一座引黄闸就好了。

  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毛泽东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毛泽东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⑨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来到安阳,参观了著名的殷墟。在结束为期一周的考察黄河之行后,十一月三日凌晨一时回到北京。

  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

  水利,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又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与福祉。毛泽东对水利的关心和重视是一贯的。为人民造福,是他在发展水利事业的基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兴建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患,改善了民生,有力地保障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

  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一十亿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还高出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一,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胜利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三年里,就领导全国人民恢复了国民经济并有所发展,在新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为新中国的全面发展,为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打下良好基础。在开国之初,为巩固革命的胜利和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三项最紧迫的任务,即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事力量,统一全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在三年内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政权得到巩固。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破坏一个旧社会,而且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

  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一九五0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的继续。”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⑩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

  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9月21日。

  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

  ②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25日。

  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

  ③李葆华,当时是水利部副部长。

  样。”①(①《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④布可夫,苏联水利专家。

  10月版,第693—696页。)

  ⑤傅作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⑥周恩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的信,手稿,1952年3月29日。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⑦徐州,当时属山东省管辖。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可是,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⑧兰封县,今属兰考县。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改称兰考县。

  ⑨以上有关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黄河的材料,均出自袁隆:《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50周年》,2002年9月25日。

  ⑩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见1994年7月16日《文化电影时报》。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专门调看了这部影片。随后,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稿,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这篇社论的主体。这篇社论于五月二十日发表,标志着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开始。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电影《武训传》问题的要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他还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关于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毛泽东指出:“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②

  为什么一部电影和对它的宣传,会引起毛泽东如此严重的关切,亲自动笔写社论,改文章,发表这样尖锐意见呢?从以上的引述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毛泽东,对这种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自然是很敏感的。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进行宣传,教育人民,以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抓住对电影《武训传》进行讨论和批评这个机会,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教育人们用这个观点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看待历史人物。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作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了大量的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调查记共五个部分,即“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关于武训兴办义学一事,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说明在封建剥削下,“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及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毛泽东的目的是借此提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人物,应当说是重要的,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当时在对人的处理上是比较慎重的。影片的导演孙瑜,在运动中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仍然让他继续执导一些影片。几年以后,毛泽东在文艺界代表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还问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并说:“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③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学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还邀请周恩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周恩来得到邀请,向教育部建议,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这以后,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首先在北京天津两市,随后又发展到全国,先是在高校,以后推广到各界知识分子。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④

  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产生了积极的成果。到一九五二年秋,这场运动结束时,全国高校教职员的百分之九十一,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中学教师的百分之七十五,参加了学习。这对他们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在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做法过于生硬,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还发生过错误地用教条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某些学术观点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讲到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受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⑤

  ①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手稿,1951年5月。

  ②毛泽东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的修改,手稿,1951年6月。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7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83、18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