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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北京邻居e77乐彩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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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婷婷因感冒发烧,拉下了一周的课,心里可着急啦。张老师关切的安慰说:“不要发急,我一定把课给你补上。”婷婷听了不好意思地耸耸肩,使劲点头,脸上露出一对酒窝,腼腆地笑了。婷婷每当高兴时,总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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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家乡安多藏区,有一种民歌曾经广为流传。人们说起这种民歌,都会赞叹其规模之宏大:“几天几夜也唱不完呢!”这句话,几乎成了对这种民歌的最后评价。这种民歌,叫“斯巴鲁钦”,男女对唱,内容多是表达男欢女爱的,属于情歌的范畴。其中,“斯巴”这个词,在汉语中与之意义相近的词有“世界”“世间”等,但也不尽然,比如,在藏语中,这个词经常与“老人”组合在一起,“斯巴老人”,指的是一个可知古通今,能预知未来,所言即是真理的老人。所以,这个词,也就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们用,只要听到老人们说“斯巴老人”如何如何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词之后引用的那些话,一定是金玉良言,是不能辩驳的。也因为此,一般年轻人是不敢轻易用这个词的。再说“鲁钦”这个词,“鲁钦”可以直接翻译成“大歌”,我想“大”这个字,一定是指其规模宏大,由此我也猜测,侗族的“大歌”一定也是很长很长的。把“斯巴”和“鲁钦”放在一起,足见它在父老乡亲心目中的地位。

  今天,恰好是星期天,婷婷拎起书包,跨出家门,正要到张老师家去补课,忽然接到了爸爸的来信,婷婷耸耸肩,伸一下舌头,高兴地跳了起来。婷婷的爸爸在北京科学院工作,工作非常忙,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爸爸从信里经常带来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前几天还来信告诉家里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呢!这时,婷婷急急忙忙地拆开信,念了起来“……最近我的第2本专著即将出版,……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知道,我也是在我的老师的辛勤培养和耐心教育下才逐渐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

  节俭,通常指生活节俭、有节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一种传统文化。作品中作者的北京邻居吴老太太便是一个生活十分节俭的老人——因为家附近的公园需要交两块钱的门票而绕远路去另一处免费公园散步、锻炼;因为买菜时多花了五角钱继而又花费小半天的功夫去跟菜农讨要这五角钱……就是这样一位节俭到极致的老太太,却丝毫不吝惜对困难之人的帮助,让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节俭二字真正的含义:节俭并非吝啬,而是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

  “斯巴鲁钦”已经到了濒临失传的边缘,只有少数人还能够唱诵,其中,在我老婆的家乡就有一位。他叫图丹,是我老婆儿时的玩伴,他们俩人的关系,可以用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之类的汉语成语去形容。据我老婆说,小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抛“羊拐子”啦,把羊粪蛋捏在手心里、让对方猜几个啦之类牧区儿童们常玩的游戏,他们都玩遍了。那时候,图丹的阿爸是一个民间艺人,但凡婚丧嫁娶之类的事,绝对少不了他,特别是那些需要诵唱、赞说的环节,没有他几乎不能进行下去。据说图丹的阿妈,就是因为他阿爸的一首情歌拉伊所吸引,嫁给了他,后来,图丹阿妈就把他阿爸叫“唱歌骗人的人”。图丹遗传了阿爸的歌唱天赋,在我老婆家乡的寄宿制小学上学的时候,图丹就是校宣传队的副队长,经常穿上比他们平时穿的衣服要夸张许多的藏装,到公社,甚至到县上、省城演出。我老婆记得,就在她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给他们校宣传队每人做了一套军装,还购买了花鼓,也正是那套军装和敲打花鼓的铿锵的声音吸引了我老婆,我老婆就通过当时当队长的她老爸,也成了校宣传队的一员。这也让她见识了图丹这个和她小时候一起玩“过家家”的男孩的风采。他不但会唱《我是个公社的小牧民》《雪山上升起红太阳》这样的歌,而且会唱《香呀热洛》《阿香洛洛》这样的民歌。一次到公社演出,回来的路上,他们坐在一辆大卡车的车厢里,十几个孩子,我老婆和图丹紧挨着坐在一起,其他人,可能是因为连续两天的演出,有点累了,都有点昏昏欲睡,而图丹却精神饱满,和我老婆聊了许多的事,也就是在那一次,我老婆第一次从图丹嘴里知道了“斯巴鲁钦”这个词。

  “爸爸也有老师?”婷婷看完信,把信交给了奶奶后,边往张老师家走边想,“爸爸是个科学家,有那么多学问,还有老师?爸爸的老师该是个什么样呢?我要是能见到爸爸的老师那该多好呀!”婷婷越想越觉得有趣,不停地摆动着两只刷子似的向上翘着的小辫,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闪闪发光。

  钥匙插在门锁孔里,左拧右拧,没拧动。防盗门中间是厚厚的铁板,绿色的油漆已经脱落,上下是纱网罩着的铁栏,纱网上挂着黑乎乎的灰尘,边缘已经烂掉,露出指头宽的缝隙,有一只苍蝇落在纱网上,又飞起来,乱撞到缝隙跟前,一头钻进去。我调整钥匙的深浅度,试探着再拧,门终于开了,同时打开的还有我的心情。

  “我爸爸会唱的!”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很大,他扯着嗓子,高声说道。

  晴朗的天空,一丝云彩都没有,微风吹来,马路两旁笔直的白杨,发出沙沙的声响,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斑驳地洒落到人行道上。

  大白天的,走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无法适应这里的光线,伸手触摸着墙壁,一点点摸索着往前走。突然,这时我只能说突然,我的脚下哗啦一声巨响,踩到一堆空矿泉水瓶,惊心动魄。

  “怎么唱的?”

  婷婷沿着人行道向前走去,拐过中心大街,一座崭新的五层楼的教师宿舍出现在眼前,张老师就住在这个宿舍的二层楼上。婷婷抬头看看张老师家的窗口,不禁加快了步子。

  屋里的一道门紧跟着打开了,走廊里出现了大片光亮。吴老太太手扶门框,看着我问,你来了?

  “我还不会唱,等我学会了我给你唱!”

  张老师,多么慈爱的老师啊,她在婷婷幼小的心灵里印下了多么深刻的记忆!还是在婷婷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算术课,张老师边讲边在黑板上演算,同学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张老师讲课,唯独有一个女同学坐不安宁,弯曲着身子,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扭,细心的张老师走过去,凑到她身前轻声问:“你想上茅房吗?”

  我应声说,来了。

  “你什么时候能学会啊?”

  那女同学点点头。

  之后便归于平静。

  “我阿爸说了,等长大了,就教我唱。”

  “好,去吧。”张老师平静地说。

  行李箱向走廊里挪了挪,我回身弯腰收拾七零八落的矿泉水瓶子,吴老太太急忙跑过来,扯住我的衣袖,说,我来我来。她将僵硬的腰用力地弯下去,拣起地上的矿泉水瓶子,规规矩矩地装进塑料袋里,重新立于墙根儿。

  “啊,那要等很长很长时间吧?”

  开始,那女同学并不敢动,后来,抬头看着张老师那慈祥的的脸上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才急急地走出教室。

  趁这机会,我以同样的试探、同样的小心打开属于我的那道屋门,一股既陌生又熟悉的气味扑向我的面部,很是亲切。我将行李箱搬进屋,转身想跟吴老太太说几句话,却看见对面的屋门轻轻关上了。

  “我不知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学会了就给你唱!”

  十分钟过去了,上茅房的那个女同学还没回来,张老师寻思着:“该不是忘了带手纸?”于是,忙打发另一个女同学给她送了一张手纸去,不多会儿,两个人一前一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教室。

  我也只好关上自己的房门,脱鞋,换衣服,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洗一把脸。我有些犹豫,心想这时吴老太太正在睡午觉,真不该踢倒那些矿泉水瓶惊醒她。

  “好!”

  下课后,张老师关切地嘱咐那个女同学,以后课间休息时要想着上茅房。那个女同学不是别人,正是徐婷婷。

  这是北京龙潭湖公园旁边的老式住宅小区。这套不足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两户人家,分南北两屋,我住的北屋八平方米,是我姐十多年前从她小姑子手里买下的,我平时到北京办事,常落脚于此,虽不如宾馆舒服,却也安心,况且还省下住宿费用。我姐姐曾经把它租出去过,但回到老家没多久就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原来,租户不分白天黑夜在出租屋里打麻将、喝酒、大声喊叫,扰得邻居吴老太太无法休息,找到了街道,还打了110,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我姐退掉所有预收的出租房款,清除租房户。

  我老婆给我说起小时候的这段经历,作为回应,我也把上中学时有过的一段惨淡的情感经历添油加醋地夸张一番,讲给我老婆听。

  自从那以后,婷婷更加敬爱张老师了。

  后来因为姐姐怕麻烦,房屋就这么一直空着,偶尔成为我来北京办事时落脚的地方,顺便交上物业费、采暖费还有电费。我和吴老太太两家共使用一个水表,我每次到这里住,临走时,都要往煤气台旁边放二十元钱,表示这是我用水的费用。

  有一次,老婆又说起了她和图丹的一些事情。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现在婷婷都上二年级啦,可是那件事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水龙头哗哗的放水声还是惊动了吴老太太。关紧的门重新打开,她走到厨房告诉我,用过的水,不要随手扔掉,要端到卫生间,倒在塑料桶里面。卫生间里有两个塑料桶,装着脏水,墙壁上挂着水舀子,每次去过卫生间,摘下墙壁上的水舀子,从塑料桶舀出脏水进行冲刷。虽然我也是这个单元房屋的另一半主人,但我感觉吴老太太完全统治着这单元里的一切,她毕竟每天都生活在这里,我只能“入乡随俗”。

  那时候,他们已经到县中学去上学了,寄宿,吃食堂。不知道什么原因,食堂里每天的饭菜都不够学生们吃,一旦去晚了,就有可能吃不上饭。每天到了打饭的时候,每一个窗口前,看似排着队,也还算有秩序,但那种争斗,却就是在这有秩序中进行的:他们以朋友、哥们这样一种帮派的形式占据着窗口,不是这个帮派的,是不可能在这个窗口买到饭菜的。但我老婆不用担心这些,每天在食堂打饭,冲锋陷阵的事理所当然是图丹为她做了。所以在整个中学期间,我老婆虽然知道食堂就是战场,但她就像是一个后方指挥部的士兵,根本没见前方战场上的烽烟与战火。那一次和老婆聊天,她还说起了图丹带着她去学校后面的防空洞的事。

  “笃、笃、笃,”婷婷登上二楼,站在张老师家门前,轻轻地敲起门来。

  我住的这八平方米的房屋,用现在的眼光看,十几年二十几年前是相当便宜的,吴老太太没有买下来,实在有些可惜。近些年,北京房价不断上涨,不知她有何感慨?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事实上不管整个社会发展步伐如何之快,都跟她没有一点儿关系,她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像对于她废水利用的习惯,我是了解的。可我每次来,她都怕我忘记了,特意叮嘱一番。

  “他给我唱了拉伊!”我老婆说。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留着齐耳短发,头发已经花白了,戴一副老花眼镜,一脸的慈祥。她中等身材,瘦瘦的,却精神矍铄,右手捏着一只蘸水笔杆,老人向下拉拉眼镜,把头微微一低,从镜片的上面打量着婷婷。

  我说,好的,我知道了。

  拉伊是流行在我的家乡安多藏区的一种情歌。唱拉伊有很多的禁忌,不能在家里唱,也不能在村里唱,只能在山野里唱,即便是在山野里唱,也要注意身边有没有相互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有,同样不能唱。

  “张老师,”婷婷亲昵地叫着。

  吴老太太又回到她的屋里。以前我就注意到,在她居住的那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各种生活用品齐全,旅行包,纸盒箱,还有布包裹整齐地叠压在一起,摞得接近房顶。也许是我到来的原因,白天吴老太太洗衣服、洗菜、切菜都在她的屋子里完成。屋子中央靠床头的位置常年摆放着一只木箱,菜板就放在箱子上面,高矮度正适合她。她那张宽大的木床,特别显眼,笨拙而结实,是吴老太太和她的外孙女睡觉的地方。她外孙女有二十好几了,没见过有男朋友来,每天下班,她打开电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从没正脸看见过她长得什么样,但从背影上看,还是打扮入时的姑娘。由此我想,如果吴老太太早年想开点,买下我这边八平方米的房屋,她们的生活会有更多的自由和乐趣,但我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我总在想,即使这房子比她想象的还便宜,她也不会买。

  “他给你唱了什么?”我悻悻然地问道。

  “是你呀?乖乖的。”张老师把嘴一撇,笑眯眯地说,“越学越乖了,推门进来就行了,还用敲门?”

  四月的北京,鲜花盛开,我从东北光秃秃的土地上来此,着实感觉到季节的不同,心也如鲜花盛开了。

  我老婆想了想,居然唱了起来:

  走进屋里,婷婷看桌子上放着两摞本子,便问:“张老师,你又在家批作业呀?”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市场,拎回一捆小白菜。吴老太太好心地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市场里的菜要比平时贵两毛钱,以后不要赶在这个时间买菜了。

  肌肤与丝绸之间,

  “是呀,狠批了‘两个估计’,砸碎了套在教师头上的精神枷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闲不住哩。”张老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满脸堆着笑容。说完,拾掇起桌子上的两摞本子,就给婷婷上起课来。

  以她的生活经验,市场上的菜最便宜的时候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11点钟,早市摊贩们快要撤摊了,一块钱可以买到一大堆蔬菜。

  想有个贴身的机会,

  张老师讲得真明白,婷婷听完一遍全都懂了。张老师出了三道算术题,叫婷婷做。不一会儿,婷婷就做出来了,张老师看完,点点头说:“对。”接着又出了一道题。

  吴老太太的节俭,我是知道的。在这之前,她还告诉我很多生活中可以节省的好办法。比如,她会歪起头,凑到我跟前,让我看她的头发。我没看出她头发上有什么特别,她便问我,是不是我的头发特别好?我说,是好。她告诉我,她外孙女每天洗一次头发,用的都是高档洗发水,她就用她外孙女洗头的水洗头,然后接着用外孙女冲头的水冲头。她说她不花一分钱就把头洗得这样好,是不是很值?我说,是。还比如,我每次去卫生间,她就站在走廊里,我从卫生间里出来,打开的电灯没有及时关上,她就马上提醒。虽然我们两家分别使用各自的电表,但她实在看不惯我不随手关灯的坏毛病。

  没有金质的纽扣,

  这次婷婷做错了。

  第三天早晨,我打开那道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准备出去锻炼,她从厨房里出来问,你出去办事吗?

  丝绸穿不到身上。

  张老师再出一道。

  我说,我去龙潭湖公园打太极拳。

  阿哥与阿妹之间,

  婷婷又做错了,婷婷紧张起来:“张老师,我能学会吗?”

  吴老太太说,龙潭湖公园要收两元钱门票的,你应该去西湖,西湖公园不收门票。我头一次听说还有一个西湖公园。

  想有个贴心的机会,

  “能。”张老师胸有成竹地说。

  吴老太太说,出了这个小区的院儿,一直往西走,过了铁路桥洞,再往西,就是西湖公园。我脑子里搜寻起西湖公园的大概位置。

  没有好听的拉伊,

  为了教好学生,张老师花费了多少心血啊。凭着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她早已预料到演算中婷婷可能出现的问题,于是紧接着又鼓励道:“这两道题你都错在进位上,只要把住进位这道关,问题就解决了。”

  吴老太太说,很好找到,我给你画一张图,你一看就明白。说着,回到她的屋里找纸找笔。出于尊重,我只好停住脚步,耐心等待。

  姻缘来不到心上。

  “那我……”婷婷怯生生地说。

  吴老太太很快从屋里出来,手里并没有拿笔和纸,而是换了一套外衣,说,干脆我领你去一趟。

  当时,图丹唱完这首歌,我老婆听了很激动,便由衷地说:“你唱得太好了!”

  张老师把头微微一低,从眼镜片的上面看看婷婷,想了想:“咱先撇开这两道题,我来讲个故事给你听——”

  我赶紧说,不用,我能找到。

  “我以后天天给你唱!”图丹也很激动。

  婷婷点点头。

  吴老太太说,走吧,走吧,我不把你送到公园门口。

  “你说的那个‘斯巴鲁钦’你学会了吗?”

  张老师讲了起来。

  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下了楼,便改了主意说,我还是去龙潭湖公园吧。

  “阿爸说等他不行了,就教会我!”

  那是有一年秋天的事了,张老师带领二年级的学生参加学农劳动,到果园去摘苹果。

  吴老太太着急地说,你不要去那里,西湖公园也很好的。

  “啊,这么可怕啊!”

  果园真大呀,一行行的苹果树,一眼望不到头,一棵棵长得虽然低矮,却结满了累累的红苹果,在阳光的映照下莹光熠熠,有的压弯了枝头,差一点就碰到了地面。张老师布置完注意事项后,对大家说:“每个同学都记住自己摘了多少个,听见了吧?”

  我只好跟在吴老太太后面默默地走。她说,你实在想去龙潭湖公园,可以花五元钱办月票,五元钱可以随时进公园,不过,月票是二十九号和三十号办,现在办不了。等你下次再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可以帮你办一张。

  “只要我学会了就给你唱!”

  “听见了!”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答应着,表示感谢。

  “那是什么时候啊,可能到时候你都不行了呢!”我老婆开玩笑说。

  “好,现在开始摘吧!”

  过了铁路桥洞,再往前走几步,吴老太太停下来,不准备往前走了,手指着远处,告诉我,前面就是西湖公园大门。见我听明白了,摆一下手,转身回去。

  “就是我不行了,也给你唱!”

  于是,大家兴致盎然地摘了起来。

  西湖公园景色跟龙潭湖公园没法儿比,而且占地面积,绿化程度远不如龙潭湖公园。既然吴老太太好心把我领到这里,我还是要在公园里走一走,看一看,找个肃静的地方压压腿,打了两套太极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我走出公园,顺便去了菜市场,买了三根黄瓜悠闲回到住处。

  我老婆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酸溜溜的。于是我问老婆:“然后呢?”

  休息时,同学们都来找张老师报数。

  打开门,吴老太太还在厨房忙活,她对我手中的三根黄瓜极为敏感,问我花多少钱买的?我说两块五。吴老太太忽然异常惊讶,问我在市场哪个摊位买的,我简单给她进行了描述,她显然对市场每个摊位特别熟悉,听完我的话,她更为惊讶,忽地从厨房地上拎起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也同样装着三根黄瓜,弯弯曲曲,很不好看,显然是从众多黄瓜中挑选出来的便宜货。

  “什么然后啊,没有然后啊!”我老婆说。

  这个说:“张老师,我摘了三百五十个。”

  让我想不到的是,吴老太太说,我这是花三块钱买的。

  “你们没亲嘴吗?”

  那个说:“张老师,我摘了三百七十个。”

  吴老太太不再说什么,拎起黄瓜回到她的屋里,一会儿工夫,穿上外衣又拎着黄瓜出来,她要重返菜市场说理,讨回公道。

  “……”我老婆惊愕了一下,朝着我的肚子给了我一拳,“你胡说什么呀!”她说。就在我老婆准备给我第二拳的时候,我一边躲避着,一边说:“我们亲过嘴呢!”

  忽然,一个胖墩墩的的男同学分开人群,挤到前面来说:“张老师,我摘了二千个。”

  我着急地说,您慢走,别急啊。

  “什么?”我老婆又惊愕了一下,问我:“跟谁亲过嘴?”

  “二千?”张老师觉得不大可能,“你摘了那么多?”

  吴老太太已经听不进去我的话,很快下楼不见了踪影。我一个人站在漆黑的走廊里很是无奈,想起前天从纱网边上钻进的苍蝇,有了一种警觉,很想在黑暗中把那只狡猾的苍蝇找出来,赶出门外。由于对苍蝇的关注,我暂时忘掉了吴老太太,摸索着打开走廊的灯(原来走廊是有灯的),仰脖在天棚上墙壁上一点点耐心地寻找。我几乎找遍了墙壁的每个角落,也不见那只苍蝇,倒有一个蜘蛛网在天棚的墙角处被我看见了,那是一个被蜘蛛废弃的网,上面挂满灰尘,一角已经破损,耷拉下来,好像在记录着这个房屋的陈年往事。那只苍蝇真就不知躲到哪个角落了,是否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又顺着纱网边儿飞出去了,我不得而知。反正苍蝇没跑进我的房间,我想也不会跑到吴老太太房间吧。

  “就那个,我的中学同学!”我说。

  “真的,张老师。”那个胖墩墩的男同学诚恳地说。

  吴老太太回来了,她开门,动作和心情格外轻松,没有了刚才出门时的那种急促和慌慌张张。她告诉我,她从商贩那里讨回了五角钱。

  我老婆斜着眼睛,狠狠瞪了我一眼。

  看他那样子也不是撒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休息完后,张老师有意识地和那个男同学一起摘苹果,暗暗看他怎样记数。他摘一个,张老师听他数一个数……一百个了,一百一十个了,数完“一百一十九个”,应数“一百二十”时,可他呢,一下子却跳到了“二百”。这下张老师明白了,接着继续往下观察,当他数到“二百一十九”时,又跳到了“三百”,怪不得他说摘了“二千”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然后又善解人意地说,刚才买菜的人多,商贩肯定是在忙乱中把菜价报错了。

  该说说我老婆唱歌的事了。

  那是富有教学经验的张老师,把劳动实践和知识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呀!

  一个常年节俭生活的人买的菜比一个大手大脚的东北爷们还要贵,看得出吴老太太很在意这件事,我当时也有些尴尬,后悔自己刚才要是多说一块钱就好了。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手机铃声前来救援,我便进屋去接听。打电话的是我一个小学同学,名叫刘铁军。因多年未见,恰巧两人都在北京,便相约聚聚。

  我老婆小时候进了宣传队,到了中学,就是图丹他们班的文艺委员——据说,原本这个头衔是属于图丹的,是图丹“让贤”的结果。我老婆中学毕业那一年的藏历新年,县上搞了一台新年晚会,安排我老婆唱一首民歌《扎西秀》——据说,这首民歌也是让图丹唱的,但是,就在那一年,图丹的阿爸真的就不行了,图丹回家奔丧,需要陪陪沉浸在失去丈夫的巨大痛苦当中的阿妈,加上藏族守孝期间不参与任何娱乐活动,这首叫《扎西秀》的民歌的演唱,便落到了我老婆身上。那一年,省上专门派了一个剧组来录像,其中做导演的听了我老婆唱的歌,说省上的文工团正在招收歌唱演员,我老婆完全可以去试一试。剧组回省城的时候,一顺就把我老婆也带到了省城。

  事后,张老师专门给他补上了这一课,那个同学后来一跃成为全班学习最好的一个同学。

  我们小时候两家是邻居,同上一所小学,同在一个班级里。他爸爸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车间的工人,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节俭可想而知。那时,我们小学门口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路过一辆送面包的手拉车,刘铁军总在这个时间溜出校门,趁拉车人低头走路,从车后面掀开帆布,拽出一个面包,边跑边塞进嘴里。有一次吃得急,面包噎在嗓子里,涨得脸通红,喘不过气来,多亏我看见,及时送去水,救了他一条小命儿。我始终认为刘铁军从小聪明过人,偷零食的本领往往超过一般的孩子。那时他发明了一种工具——将一尺多长、手指粗细的木方一端钉上一个小铁钉,藏在袖筒里,找来一个跟他同样嘴馋的同学一起去水果摊。那同学装作买水果打听价钱,引开售货员的视线,刘铁军则从袖筒里伸出木方,用带钉子的一头刨向一只水果,木方一缩,那水果瞬间进入他的袖筒。这事做过几次,最终被售货员抓住,扭进了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又通知了刘铁军的爸爸。那个话语不多的铸造工人,在派出所拎起惊恐万状的刘铁军,像拎着一只小公鸡,回到家里,关起门将他一顿胖揍。那一天刘铁军声嘶力竭的哭喊声至今响彻在我的记忆里。

  我老婆就这样成了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据说,收到录用通知的时候,我老婆还专门去找图丹,图丹因为阿爸去世了,担心阿妈一个人孤苦伶仃,便退了学,打算就此做一个牧民,在家里照顾阿妈。我老婆找到图丹,以一个少女的大胆和羞涩,表示她愿意为图丹放弃这个机会,图丹听了,一脸愤怒,大声叫起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家乡那些动人的民歌走得更远的机会,如果我老婆不去,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我老婆一面,说着扬长而去,头也没回。我老婆看着图丹渐行渐远的背影,哭了。

  听了张老师讲的这段故事,婷婷深有启发,眼前豁然亮堂起来,自己标错的这两道题不也正是错在进位的原理上吗?

  如今只知道他在北京闯荡二十多年,早年做过医疗器械,也当过书商,现在,自己又开办了一家影视公司,貌似混得还不错。

  不久我老婆就踏上了去省城的路。而就在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家民间文艺团体工作,我从事的工作,正如作家余华在他的《活着》里写到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歌谣。这个工作其实一点也不游手好闲,我个人还认为充满了意义。也就是我工作的原因,让我获得了爱情,认识了唱民歌的我老婆。

  张老师趁热打铁,讲清了这两道题的难点,一连又出了好几道这种类型的题,婷婷全做对了。张老师脸上泛起满意的笑容。

  两个小时后,刘铁军开着车来了,我赶紧拿起照相机出门。

  认识我老婆的第一天,她就给我说起了“斯巴鲁钦”的事,这让我这个自以为对藏族民间音乐略知一二的人大吃一惊。

  “张老师,那个摘苹果数数的同学现在还上学吗?”婷婷好奇地问。

  到了楼下,刘铁军摇下车窗向我招手,这家伙,派头大得连车都不肯下来,好像屁股被钉在座椅上了。

  “你也知道‘斯巴鲁钦’啊!”我惊讶地问着,又补充道,“快失传了的!”

  “不,那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早就工作了。”张老师饶有兴趣地说,“由于他刻苦钻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我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刘铁军用带着东北味儿的北京腔说,咳,您看这北京城,不是雾霾就是堵车,今天算你命好,雾霾没有,车肯定是堵,怎么走都是堵,要不我拉你到长安街转转?

  “是的。我家乡还有人会唱。”

  婷婷偏着头,翘着两只小辫,听得可认真哩。

  听你安排。我对刘铁军说。

  “真的吗?”我大声叫起来。

  张老师用手拢一拢头上的银发,忿忿地说:“‘四人帮’胡说他搞基础科学是什么‘三脱离’,走‘白专道路’,甚至还把他写的书也污蔑成为修正主义回潮的产物。文化成为灾难,知识成了罪恶,真是岂有此理!”

  那我们直接去昌平,我在那儿刚装修了一套房子,二百八十平方米。让您看看怎么样?

  我老婆惊愕地看着我。

  说到这里,张老师伸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放到婷婷面前:“这本书就是他写的。是三四年前他送给我的。”

  我问,你怎么到那么远的地方买房子?

  “斯巴鲁钦”就这样成了我不断去找我老婆的理由。我很快就向我老婆提出了要见见她家乡那个会唱“斯巴鲁钦”的人的要求。

  多么熟悉的书名,多么熟悉的封面呀,这不是爸爸写的那本书吗?婷婷又兴奋、又激动,心里突突地跳个不停,脸涨得通红。但又怕弄错了,忙问:“张老师,他现在在哪儿工作?”

  崇文门那儿,我有一套,现在雾霾太大,城市没法儿住,有钱人都搬到昌平那边去了。

  我老婆告诉我,他叫图丹。

  “在北京科学院工作。”

  我说,我来这两天,北京天气挺好啊,比长春强多了。

  “老大爷他多大了?”我问我老婆。

  婷婷几乎连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他,他叫什么名字?”

  刘铁军说,那您是没赶上坏天儿。

  我老婆呵呵笑着:“老大爷他跟你差不多大!”

  “徐政光!”

  我问,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

  “啊,那我更得见见啊!”我吃惊着,大声叫起来。

  “嘿呀,他是我爸爸呀!”婷婷闪动着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耸耸肩,伸伸舌头,高兴得简直要从椅子上弹起来,天真烂漫的脸蛋上露出一对深深的小酒窝。“原来爸爸的老师就是你呀?”

  刘铁军说,五年了。最近正准备处理喽,想买个保时捷。

  我老婆歪着头,看着我,说:“你的样子还真有点像他。”

  张老师忙向下拉一拉老花眼镜。把头微微一低,睁大眼睛,从镜片上面仔细地打量起婷婷来:“你就是徐政光的女儿呀,像,长得像你爸爸。”说着流出了热泪。

  我说,你真够奢侈的。

  那时候我老婆已经是我老婆了。记得还是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和我老婆一起去看电影,电影叫《悲情布鲁克》,讲的是一群潇洒的骑手的故事。从电影院出来,我抓住我老婆的手,感叹道:“真是一群汉子啊,我要是没去上大学,留在了老家草原上,我也要做那样的骑手!”

  “张老师,你……”婷婷呆呆地说。“嗷,我没哭,我是太高兴啦!”张老师说着笑一笑,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湿润的眼睛。

  刘铁军说,这算什么呀,在北京,有钱主儿多的是。你看我这台车,是我十多个签单中,一个单的数目,小数目。

  老婆看着我,冷不丁说:“我要是留在老家草原上,我可能嫁给了图丹!”

  多么好的老师啊,多么和蔼可亲的老人,过去他培养了爸爸,今天又来培养我,原来爸爸也是在张老师的耐心教育下,从一点一滴的知识积累起,才成为一名科学家的呀,婷婷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望着张老师,充满稚气地说:“感谢您,张老师,你受累了。你教我爸爸那时候,头发还没白吧?”

  我瞪大了眼睛。

  说完了,老婆这才像是忽然意识到什么,吐了吐舌头,抓住了我的胳膊。

  “傻孩子,”张老师戴上眼镜,笑着说:“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如今都已经五十多岁了。”

  刘铁军说,干脆你把工作辞了,凭你在长春的人脉,跟我干,我保你一年挣二百万。

  当时,我老婆这句话把我给噎住了,一直从街上到了家里,也没说一句话。

  是啊,张老师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地工作着,费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发,不仅给予学生知识,还给了他们看世界的眼睛,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我在一家机关工作,过着撑不着、饿不死的日子,业余时间看书、打太极拳,充实而饱满。一年挣二百万,对我来说就像天上掉馅饼,从来没想过。

  也许就是这句话的原因吧,我后来再也没有要求见图丹。

  “你爸爸常来信吧?”张老师爱怜地抚摸着婷婷。

  来到昌平,我对刘铁军房子的装修,没法儿评价。他见我无语,指着门口的鞋柜问,您猜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等我真的见到图丹时,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婷婷沉浸在感恩的幸福之中,快活地说:“我爸爸来信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技大会,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呢。爸爸还说,他的第2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

  我笑而不答。

  省上召开“非遗”继承人命名大会,图丹作为民歌继承人来参会。那天,我们单位领导临时有事,要我替他去开会,于是,我有机会坐在主席台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好,好呀,婷婷,你要好好向你爸爸学习。”张老师的眼睛分外明亮。

  刘铁军说,一万五,仿红木的,值吧?

  继承人们都戴着红花,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与主席台咫尺相对,与我们大眼瞪小眼。我略微感到有些不适,侧眼看坐在旁边的几位领导,却个个安之若素,面无表情。便心想,这当官儿的,还需要练出这么一种功夫。

  婷婷看着张老师,使劲点点头:“我要马上写封信告诉爸爸,在爸爸的老师的教育下,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原来刘铁军大老远地把我带到昌平,就是让我看他这些?我更是无法回答。我知道,刘铁军久久期待着我能给他一个溢美之词,但我实在无法给出,这让他很是失望。在新装修的房子里转悠了几圈,刘铁军说,晚上你喜欢吃什么?

  继承人中,图丹也坐在其中。当我和图丹的目光相遇,他朝着我点了点头,我感到一股短促的电流忽然从我的心头迅速闪过,我立刻知道那人就是图丹。

  明丽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屋里,洒下万道金光,照在张老师和徐婷婷的身上。此刻,师生两人的心里格外温暖,格外幸福。    
(杨春贤)

  我说,我喜欢吃炸酱面。

  会间休息,图丹走过来和我握手,他伸出手,笑着对我说:“我是图丹!”

  刘铁军说,吃炸酱面也成,您自己找地儿,我不请您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抓住他的手,使劲儿握着,心里却有些莫名的慌乱。

  傍晚,我回到龙潭湖公园门口,闻着公园里飘出的花香,不想马上回到那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我买了门票,走进公园里,端起照相机四处拍照。这时我的脑袋里还在转悠着刘铁军,我想,我们是走在两条道儿上的人,他的很多想法实在让我无法苟同。恍惚中,我的眼睛一亮,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人——吴老太太。她见了我,略显意外,停下脚步说,我有老年证,进公园不花钱的,每天这时候,我都要进公园走一走的。

  “我是琼卓的老乡。”图丹接着说。他说的琼卓,是我老婆的名字。

  她手里攥着几片玉兰花瓣,见我看她的手,羞涩地将手藏在背后。

  “我知道!”我说,“我老婆说,她要是在老家草原,他就嫁给你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冒出这么一句。

  我灵机一动,说,你就这么站着,别动,我给你照一个。

  图丹愣怔了一下,朝着左右看看,说:“她跟小时候一样,说话没个遮拦!”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那儿,脸上显现出一种藏不住的喜悦,说,这怎好意思!

  我意识到我刚才那句话的不妥,便又说:“她经常说你会唱‘斯巴鲁钦’!”

  我说,没什么!

  图丹笑了笑,说:“是我阿爸教给我的,我给你家夫人谈起过。”

  吴老太太竟然朝左右扫了两眼,快速挪动起脚步,跑到一棵开满鲜花的树枝旁,挺了挺身子,又抬手捋起头发,很是郑重其事。我端起相机,寻找着角度,相机里的吴老太太忽然跑开了,我纳闷地放下相机,看见她跑到刚才走过的小路上,向着一个人跑去。

  “这可是你的财富啊!”

  她见到了一个熟人。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财富,大家的,这不,我是传承人啊!”图丹指着胸口的红花说。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感觉到吴老太太走来,停下脚步,手里拿着的棍子,也停止了探寻,目光空洞地笑了笑说,您也来遛弯了?

  “也可以是我的吗?”我开玩笑道,感觉心里莫名的慌乱平息了不少。

  原来,他是个盲人。

  图丹看看我,说道:“你是做民间文化工作的,专业人士,只要你能让它传播得更远,它就是你的!”

  吴老太太说,我今天是特意来这里找你,我那儿矿泉水瓶子攒了不少,你明天到我那儿去取吧,我还有几件衣服送给你,我外孙女不穿了,她花上百块钱买的,明天你一定要去啊。

  “谢谢!谢谢!”

  好的,好的!那盲人感谢着离开了。

  和图丹认识了,彼此也留了电话,但我们之间的来往却很少,少到几乎没有。那次大会,几乎成了我们正式见面的唯一一次。当年图丹来省城,我老婆也是知道的。记得当时,我从会上回来,老婆就问我:“见到图丹了?”

  吴老太太又回到开满鲜花的树枝旁,对那盲人喊,记住啊,明天一定过去!

  “见到了,我们还聊了好长时间!”

  我再次端起相机,看见吴老太太将手中的一瓣玉兰花别在头上,还不断地移动,寻找合适的位置,微笑的脸,与鲜花交相辉映,构成了美妙的画面。我激动着,屏住呼吸,一阵咔嚓嚓快速按动快门,恨不能将这世间的美都摄入镜头里。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稍作停歇,吴老太太凑过来,对我说,你看见刚才那个人了吧,碰着他很不容易的,他媳妇有精神病,常年住院,家里穷得很,我总是攒了好多矿泉水瓶子送给他。你知道吧,矿泉水瓶子卖给收废品的,挣不了多少钱,送给他,他卖给废品收购站,能多挣好多!

  “聊了‘斯巴鲁钦’,还聊了你!”

  四周的花香忽然浓郁起来。

  “聊我?聊我什么?”

  晚上,我回到那八平方米的小屋里,从地上、床底下,收拾了所有散落的矿泉水瓶子,装进一个袋子里,拎到走廊,与先前的那一堆矿泉水瓶并排摆放在一起。

  “他说你是个好女人!”

  我还说,下次我来北京,一定把不穿的衣服全带来。

  “……”我老婆听了,停顿了一下,又问,“你没请他到家里来坐坐吗?”

  吴老太太一高兴,又要跟我喋喋不休。

  “请了,他谢绝了。”我说着,侧身去看别处,躲开了我老婆的眼睛。

  夏鲁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万字。小说集《往日重现》获首届长春文学奖银奖。现供职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是吗?”我老婆脸上明显有了失望和惊异的神色,审视地看着我,我急忙点点头,说:“他说他以后一定来咱家。”

  “哦……”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老婆她们老家的乡政府打来的,打电话者自称是乡上的秘书,他说图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车祸!”

  “在哪里?”

  “在到乡上的路上,他本来打算是要去省城找你的。”

  “……”我决定马上赶到我老婆家乡的乡政府去。但我没有告诉我老婆,直到出发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她,说我要出一趟短差,两三天回来。老婆叮嘱我照顾好身体,并没有问我要去哪里。

  到了我老婆老家的乡政府,秘书接待了我。他把一个优盘给了我,说这是有关“斯巴鲁钦”的一些电子资料,另外还把图丹的手机给了我,说手机里有一段录音,是图丹在乡卫生院的病床上录下的,叮嘱要交给我。

  “图丹他人呢?”

  “他……已经天葬了,这是他自己的意愿。”

  我是在回省城的长途客车上,听到了图丹在手机里留下的录音。开头是他的几句话:“兄弟,我把我收集的有关‘斯巴鲁钦’的一些资料留给你了,本来是想亲自送去的,看来这次我真的不行了。小时候我给琼卓说,就是我不行了也要唱‘斯巴鲁钦’给她听,看来现在到了要给她唱的时候了。”说到这里,他轻轻笑笑,接着说。“不过她是你老婆,这样的歌,最合适你唱给她。”他停顿了片刻后,坚定地说,“唱给她吧!”在这句话的后面,是他轻轻哼唱的几段歌。

  在长途客车上,我一遍遍地听着录音,直到长途客车到了省城。

  回到家,我老婆还没下班,我没有洗漱,便躺在了沙发上。

  我老婆回来后,看到我已经在家,便问我:“回来啦?”

  我点点头。

  “想吃什么?我去做饭。”

  “你先别急着去做饭,我有事。”

  “什么事?”我老婆到洗手间洗了手,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给你唱歌听。”

  “好啊,还这么浪漫!”

  于是,我哼唱起手机里的歌:

  我到天上摘星星,

  你问我要摘哪颗星,

  我只摘东方的启明星。

  我去草滩采野花,

  你问我要采哪朵花,

  我就采河边的赛钦花。

  唱完了,我又换了一个韵调,唱了起来:

  你要摘天上的启明星,

  你登天的梯子在哪里?

  请你给我指一指。

  你要采河边的赛钦花,

  你过河的浮桥在哪里?

  请你给我指一指!

  我老婆认真地听着,忽然她问我:“这是‘斯巴鲁钦’?”

  我点点头,抓住了我老婆的手。

  “你去了我老家,见图丹了?”

  我看看我老婆,说道:“去你老家了,没见到图丹。”说着,我的眼泪不由流了下来。

e77乐彩首页,  “图丹,他怎么了?”我老婆站了起来,她的声音很干涩,而她的眼泪,却那么湿润地流了下来。

  龙仁青
1967年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芳草》《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作品多篇。创作出版有作品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翻译出版有《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居·格桑的诗》等。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等。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