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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 【内容提要】
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鼓励公民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本文通过对正当防卫的概念、特征以及防卫过当等法律问题进行评析,并阐述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具体内容,由此而提出关于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内容的规定,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正 文】 一、正当防卫的历史沿革和立法取向
正当防卫对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秩序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从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方面来看,
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措施是刑罚无法取代的。从习俗到法律、从观念到学说,
正当防卫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它萌生于复仇, 蜕变于私刑,
历史渊源一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作为法律制度在刑法中地位的真正确立, 是1791
年的法国刑法典。可以说, 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制度,
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天赋人权论的产物。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的,
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3
次稿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采取正当防卫行为,
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979
年颁布的《刑法》,基本上保持了正当防卫条款的原貌,
只是防卫过当“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修改为“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见,
立法的取向是逐渐放宽对正当防卫的限制。 二、正当防卫的目的和意义
(一)正当防卫的目的
允许运用私力救济受侵害的权利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时代的规则,现代法治国家中应该由国家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个人运用私力来阻止侵害或解决冲突一般而言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侵害迫在眉睫而依靠国家机关来阻止或恢复来不及时或不可能时,不允许私人运用私立救济就不仅不能保护受侵害的权利,还将难以维持法律秩序。正当防卫作为国家机关公力救济的补充,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从正当防卫的法定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正当防卫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正当防卫的目的在正当防卫的概念中占有主导地位,它对于理解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的本质以及确定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的的正当性表明正当防卫不是违法侵害,更不是对不法侵害人的惩罚,它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是一种有限度的防卫行为。它充分说明了正当防卫行为仅仅是在合法权利被正在侵害或威胁之中的一种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而采取的紧急救济措施,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有利的反击。
正当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一定的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害,因此具有犯罪的外在形式。但是,正当防卫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有着内在本质的区别。我们只有明确正当防卫的目的,才能知晓正当防卫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的本质,才能真正把握住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
(二)正当防卫的意义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它的主要意义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鼓励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震慑犯罪分子,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正当防卫不仅是免除正当防卫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而且是公民和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作斗争的法律武器。特别是现行刑法中对正当防卫规定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主要立法精神是适当地放宽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除原则性地规定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以外,还对某些特定情况下的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这就有利于公民大胆地运用正当防卫的法律武器同不法侵害作斗争。
三、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一)正当防卫的概念
1979年刑法对于正当防卫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建立在传统的正当防卫观念基础之上,把正当防卫与刑事犯罪紧密联系,对正当防卫的界限缺乏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防卫人过于苛求,不能实事求是地处理防卫案件。因此,新刑法对正当防卫立法作了重大修改,为公民积极行使正当防卫权提供了军有力的法律保障。新刑法第二十条分三款进行了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新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较旧刑法有可了以下变动①:
1、增加了保护利益的内容,扩大了保护对象范围。
2、增加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内容,从而使正当防卫的概念更加明确,也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3、放宽了防卫限度的条件。79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是防卫过当,而新刑法则修改为正当防卫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可见,新正当防卫的限度大大放宽,在确定防卫行为是否应负法律上的刑事责任时,必要限度成为参照标准而不再时绝对标准。4、规定了无过当之防卫,即绝对正当防卫。这时新正当防卫制度较正当防卫制度的最重要的修改。
5、将正当防卫行为由“应当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改为“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一修改消除了对过当行为处罚上的误区,使减轻或免除处罚成为法定的硬性规定,即某一加害行为只要认定为防卫过当,在坚持加害者负刑事责任的同时,必须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而不象以往那样在综合防卫过当的动机、手段、时间条件、危害后果等基础上决定是否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旧确保了对防卫过当“罪当其罪”。
(二)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
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正当防卫权利不可滥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在刑法理论上,
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1)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
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对合法行为不能实施防卫。
2、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假想的。没有不法侵害,行为人误以为有不法侵害发生而实施所谓的防卫,称为假想防卫。假想防卫,则看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罪过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
3、不法侵害行为通常应是人的不法行为。 对于不法侵害的理解
,刑法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我们认为不法侵害的含义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侵害性。侵害一词从其意义上讲,“侵”的含义是侵入,接近,“害”的含义是伤害,妨害。侵害就是“侵入而损害”。由此可见,侵害是一种具有积极攻击性,并有可能会造成损害的行为。首先,不法侵害必须是一种行为,可以是自然人的行为,也可以是单位的行为。其次,这种行为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这是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亦即它是对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攻击,或者会产生一种使合法权益感受危害的状态,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成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否则谈不让进行防卫的问题。2、违法性
。从新旧刑法的有关条文看,刑法都涉及“不法侵害”一词,一定有其内在的特定含义,可以看出这一含义并不只限指触犯了刑事法律而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应当包括于犯罪手段基本相同,但尚未触犯刑法的一般违法行为或虽然触犯刑法,但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许多学者都认为防卫行为是针对不法侵害行为实施的,而不法侵害行为,既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包括犯罪行为。法律没有规定无责任能力人具有侵害他人的权力,只是规定了无责任能力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法律的这一规定也说明无责任能力人可能会产生侵害他人的行为。笔者认为,正当防卫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通过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造成一定损害的方法实现其目的。3、可制止性。“制止”从词义来讲有使其停止之意,可制止性就是致使不法侵害得以停止,或者有效的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减少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法侵害的行为虽然可以是不作为的行为,但通常都是以积极作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这种积极作为的行为往往带有暴力的或侵袭的性质,肯定带有一定的强度。如果一个不法侵害的行为一经发生,危害后果随之造成,即使实行正当防卫,也不能阻止危害后果的发生或者即使即地挽回损失。这样的不法侵害没有可制止性,因而不能进行正当防卫。同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使不再实行正当防卫,也不会再发生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不再扩大。在这种时候,不法侵害虽然没有结束,危害结果也没有继续发生,如受害人已死亡,但犯罪分子仍继续加害,也已经失去了对不法侵害的可制止性,因而就不能对之实施防卫行为②。
(2)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这个条件解决的是不法侵害的真实性和适时性问题。如果不符合这个时间条件的防卫,称为防卫不适时。防卫不适时,有两种:不法侵害尚未开始就实施防卫,叫事前防卫;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结束实施的防卫,叫事后防卫。防卫不适时,属于故意犯罪。
(3)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只能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而不能及于与侵害行为无关的第三人。如果对第三者实施,属于故意犯罪。如果针对不法侵犯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其亲友进行防卫,不仅不能达到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反而可能新的不法侵害。③
(4)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防卫意图。所谓防卫意图,是指防卫人意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而决意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心理状态。因此,防卫意图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对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认识,即正当防卫的认识因素。2、对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决意,即正当防卫的意志因素。然而我们应该注意,某些行为从形式上似乎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主观上不具备防卫意图,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正当防卫。这种情况可以包括以下两种:1、防卫挑拨。即是故意地挑逗对方进行不法侵害而借机加害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它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法侵害,挑拨人也实行了所谓正当防卫,形式上符合正当防卫的客观条件。但由于该不法侵害是在挑拨人的挑逗下故意诱发的,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意图而没有防卫意图,客观上实施了犯罪

一、科学化、规范化要求是编研工作的性质、特点与所处位置决定的
任何一项事业的蓬勃发达与持续兴旺,都无一例外地是把一些在实践中形成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工作形式固定下来,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和规范,进而推动工作实践不断向前迈进。档案编研作为开发档案资源的一项高难度文化工程,更无法脱离科学化与规范化的轨道。
1.实行规范化管理是由编研工作性质决定的。现代社会要求信息交流必须准确、简洁、适用、及时,这要求档案编研工作必须以科学性为基础。作为一项创造性的高难度脑力劳动,编研工作既需要编研人员发挥才智,更需要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程序。尤其是现在,编研工作已不再是起步阶段,社会信息需求不断提高的现实要求承担开发任务的档案编研必须不断攀登更高的台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编研工作。
2.实行规范化管理是由编研工作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仅从认识“编”与“研”这两个概念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而言,就无法忽视规范化的重要性。所谓“编”就是对档案文献进行整理加工与汇集,而“研”主要是对档案内容的研究与考证。二者互为一体,又互相递进。“编”是“研”的基础和前提,“研”是“编”的深化与加工。“编”与“研”必须实现有机结合、同步发展,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成果。那么何为“编”与“研”的有机结合与同步发展﹖二者间的关系如何处置才是最佳状态﹖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档案馆,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把握上是否应有所区别﹖一连串的问题都有待通过规范化加以解决。除此而外,还有在编研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如何处理好“长短课题”的关系、编研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最佳操作方式等等,可以说需要规范化的问题比比皆是。
3.还可从编研工作在档案工作中的位置以及同其它环节工作的关系上去认识规范化的意义。在档案工作中编研属于出成果的最后阶段,同其它环节工作相比,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又需要建立在其它各环节的基础之上。没有相应的制度,没有一定的规范,编研就无法同其它环节协调,就必然出现脱节,甚至会因相互之间的牵制而给整个档案工作带来不良影响。
二、从基层编研工作存在的问题看规范化的必要性
近年来北京市档案编研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区县档案馆都成立了编研科,各区县馆每年印发的编研材料均在2种以上,全市档案编研资料展评活动也于去年成功举办。从总体上讲,档案编研已经从早期那种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软”指标变成了“非做不可”的硬任务。然而在肯定编研工作兴旺可喜局面的同时,作为一名立身其中的编研工作者,又从现实工作中看到了一些不足。透过这些不足,我们更加感到了对规范化的迫切需要。
1、基层编研材料质量的提高有待于规范化的实施
毋庸置疑,编研材料的数量与质量是直接体现编研工作水平的硬指标,不但关系到编研工作的整体推进,对档案工作全局亦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影响。一部好的编研材料不仅能为利用者带来效益,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反之,劣质编研产品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还会遗害无穷,使本来就被社会知之甚少的编研工作更是雪上加霜。
在基层档案馆室,编研工作作为一项独立的业务环节时间并不很长,尚处在初级阶段。由于专职人员少,而且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与编研工作的要求有较大差距,编研成果在数量上未能形成一定规模,在质量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其中尤以编研材料的质量问题更为突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普遍存在着选题面窄、比例不合理、实用性不强等一系列问题,使档案编研工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比如,国家提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而反映经济工作的档案编研材料却少得可怜。以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1998年统计数字为例,在29种编研成果中反映经济工作的仅占10%;而“会议简介”却高达69%。又如在课题的选择上缺少层次,“长课题”和“短课题”胡子眉毛分不清,结果编出的成果既不具有“长课题”的深度与精度,又不具备
“短课题”的较强针对性与时效性。
二是在选材上不注意档案资料与其它资料的合理比例。档案编研,顾名思义当然应以编选档案资料为主,其它资料的选用只应作为对档案的一种补充,处于从属的地位。假如对编研材料缺少科学定位,采取简单划一的“齐步走”模式,完全忽视差别,结果只能助长错误作法的滋生。据笔者所知,一些地方档案编研工作中存在着一味抄袭他人劳动成果的倾向。严重时,几乎从头到尾通篇从书上抄来,丝毫无编者本人的编研成果,亦难觅档案的痕迹。似这类“编研材料”是否还能称其为档案编研呢﹖档案是编研之本。编研人员与档案隔绝,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谈不上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本应是编研为编史修志、着书立说提供有价值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但有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像这样本末倒置地长此下去,档案编研还能保得住信息服务这块招牌并得到社会的认可吗﹖开发过程是档案转化为可利用信息资源的必要前提,编研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唯一工作环节。到底何为档案编研﹖何为高质量的档案编研材料﹖标准如何﹖所有这一切都有待于规范化的界定。
三是各类材料编制的规范化程度普遍较低。一本编辑制作完毕的编研材料起码应有正规的封皮、完整的目录和编辑说明,同时还应注明出处以备利用者进一步查阅;然而从笔者对本区二级以上档案室的52份汇编材料的统计结果来看,全部合格的竟然没有,三项指标符合要求的比率也仅为2%。
2、编研工作因缺少规范化指导原则而造成不必要的被动
一是在制定编研计划时缺少科学的依据和标准。一些基层的档案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追求数量的倾向,满足于每年完成了多少种、多少万字,在“研”上却很少下功夫。这里我们可以粗略地算一笔账,除去休息日、节假日和必不可少的各种学习日,每年每人真正用于业务工作的时日大约不会多于百天。试想一名编研人员如果要在不足百日的时间内完成十多万字的工作量,这其中不仅包括资料收集与编辑甚至还包括录入和校对在内,除去忙于赶任务之外,也就无暇顾及其它了。如此这般,编研工作尽管也做得很紧张,干得很辛苦,“成果”不少、“本本”也很厚,但却避免不了因效果不佳而落得坐“冷板凳”的下场。
二是对编前调查缺乏足够的重视。编前调查应包括社会需求、馆藏档案、档案基础管理的水平这三项内容,缺一不可的。因为编研作为一种复杂的智力型投入,本身带有较强的研究性质,编前调查走了过场,就意味着增加了现实操作过程中的盲目性、随意性,就会出现从课题选择到材料加工整理的一系列过程均取决于编研人员转念之想的现象。这样会造成许多料想不到的恶果–或因资料的严重短缺而致使编研工作难以为继,或因缺少针对性而使编出的成果实用价值不高,被打入冷宫。长此以往,势必给工作带来被动。总之,没有相应的制度,没有一定的规范,各个工作环节便无法协调,甚至会因相互之间的牵制而给整个档案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编后工作缺少方法和力度。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种编研资料印刷完毕后,或是被收入库房,坐等利用者上门;或是档案人员
“近亲”传送。一切似乎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没有宣传,也很少调查利用效果,更谈不上收集反馈意见。这种方式延续了多年,可以说已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惯式。要打破这一惯式,唯有通过制定规范来明确编研工作每一阶段必要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如何操作。
凡此种种,就像璞玉上星星点点的瑕疵影响着编研工作的形象,听任其存在还会有蔓延扩大的可能,并会对档案事业整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由此,编研工作的改革势在必行,而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科学化、规范化的工作平台。
三、编研工作规范化的一孔之见
为了探索编研工作规范化的可行性,笔者克服了小人物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卑心态,尝试着总结自己对档案编研工作规律的认识,编制了《宣武区档案馆编研工作规范》。尽管还很肤浅、片面,甚至误漏百出,但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当《中国档案报》在第二版以《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出台〈编研工作规范〉》为标题予以报道后,除本市其他区县一些同志纷纷前来索取“规范”外,江苏、湖北、黑龙江等外省市的档案同行也来函、来电索要,许多同志都在来信中表示希望尽快规范编研工作。从一石激起的诸多反响中,我们可以看到编研工作的规范化已经到了非搞不可的地步,否则编研工作就难以提高和发展,更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
结合编写《档案编研工作规范》的实践,笔者对编研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具体内容谈几点看法:
1、建议主管部门对具有共性的问题在较大范围内予以统一规范。比如可以对整个编纂流程的各环节作出明确规定,可对转录的要求、标题的拟写、编者说明的拟写、封面目录的必要项目与格式等作出统一规定。
2、对非共性的问题,不做统一规定,可以制定一个范围供基层参考。因为不同层次的档案部门所配备的人员数量与人员素质、所存档案的数量与价值以及他们所针对的利用群体都有很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决定着他们在选题范围、长短课题的安排以及资料的取舍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标准,可要求他们在实事求是地依据自身情况正确定位之后,参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推荐标准,自行制定相应的规范。
3、编研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首先要从选题开始。应该强调在选题时认真考虑馆藏档案情况、社会需要、编研人员的数量和能力以及本馆财力,强调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提倡制定长短结合的选题计划。为杜绝上述那种不负责任的“抄袭书报”现象,是否可在强调注明出处的前提下,对所用档案资料与其它资料的比例有一个科学的界定。
4、建立编研课题立项制度。这是选题计划的延伸,是将选题计划落实的重要制度,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建立课题的评审标准,二是要建立课题评审的操作制度。
5、强调开发档案信息是编研工作的根本,档案编研资料的主体是馆、室藏档案。
6、建立成果审核与效果调研制度。要重视对编研资料的效果调查,确切了解编研资料与社会需求的吻合程度,认真收集利用者的意见,并把反馈意见作为评价编研资料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和档案编研工作努力的方向。
7、建立编研工作的组织管理制度,对编研课题的实际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核定。针对难度不同的课题以及不同水平的编辑人员制定出合理的质量与数量

如何系统的看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以指导整个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对此我们提出大人力资源观:
一、
人力资源战略是根据企业远景制定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部分,并主要通过促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对经营战略的贡献。
远景是要回答:企业将成为、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企业?经营战略则是实现远景的策略,人力资源战略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为实现其远景需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理念来开展人力资源工作?如何制定人力资源规划?
例如,一家管理咨询公司的远景是成为向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方案的最佳服务机构。由于远景目标的知识性特点,其人力资源规划可以是初期选拔经验丰富并具有咨询业素质的专业人士,随着公司的成长和专业技术的完善,再加入毕业生由公司自己培养,以便尽快壮大队伍。其核心价值观可以是”信任、团队、智慧、创新”,以激发员工的价值认同感。一流企业之所以能吸引并凝聚优秀的员工,认同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二、
大人力资源管理涵括组织建设、文化建设与系统建设,通过企业文化整合战略、组织和系统,落实到各个相互配套的操作系统。
组织建设包括”硬”的组织结构规划设计和”软”的人力资源队伍建设,经营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决定组织建构并透过组织得以实现。文化建设首先确立核心价值观,再将其有系统的向组织渗透,并有意识的融入管理系统、制度和程序。系统建设既要求操作系统的科学与规范,更强调各系统间的配套衔接,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1.
人力资源操作系统是对战略由宏观到微观操作层面的细化,其间必须经过一个更为基础的普适性的技术分析过程,我们称之为”人力资源平台”。人力资源平台即通过对工作、人、职位的分析、评估,整理、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各操作系统提供技术支撑。招聘、绩效管理、培训发展、薪资福利及人员管理等子系统就是建立在此平台上。
2.
操作系统是连贯一体的,如人才保留不仅是薪资待遇和发展机会的问题,在员工招聘时就应该加以考虑。面试评估标准应关注应聘人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应聘人的发展期望是否是公司可以提供的;如果不相匹配,即使招聘进来也很难长期保留。只有综合、系统地制定各操作方法,才能保证其有效性。
三、
人力资源不只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事,所有管理者,上至总经理下到每个主管以至员工都应承担人力资源管理责任。
大人力资源观强调职业管理者应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因为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项全局性工作,其各项职责如招聘、绩效管理、员工保留、培训规划等都需要各主管的贯彻配合和直接参与。同时,各层管理者直接承担着下属辅导培养、企业文化建设等职责。员工也越来越多地负起自我管理的责任。
所以,认为人力资源工作只是人力资源部门的事,员工的高流失率等是人力资源部失职的看法是片面、错误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企业高层领导者的重视、支持甚至亲自推动。
简单来说,大人力资源观即战略性、系统性、全局性地看待人力资源管理。只有充分理解大人力资源观,才能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系统。某些企业寄希望于参加一两次培训,或请咨询公司在某个操作点上提出一两个改进方案是很难奏效的。这种零散、不完整的观点正是企业人力资源工作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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