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 第 十 章 落难寻母口

晚上将近十二点时,病房里又来了个不速之客。

  有心跟着山水走,
  又怕山水不到头。
  ——民 歌

  早晨刚过六点,李高成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李高成当时已经躺下了,因为睡不着,刚刚吃了两片舒乐安定。

  一

  是秘书吴新刚打来的电话,说是中纺的几个职工代表,很早就等在了市长办公室门口,想给市长再谈一谈中纺的事情。他们说昨天人太多,情况太特殊,时间也太仓促,有些问题没能谈清楚。他们觉得市长很可能今天就会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中纺的问题,所以想在这之前再把一些问题彻底谈透,以免在市长汇报时再出现什么偏差和反复。

  听着那一点儿也不讲客套的敲门声,李高成就知道来人肯定不会是个一般身分的人。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主力南移,中原地区暂时形成了一河两岸的对峙局面。六月间开封沦陷了,九月间武汉也沦陷了。国民党政府原来计划扒开黄河,以不惜牺牲中原地区上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来“保卫大武汉”。可是在黄河扒开不到三个月,武汉就沦陷了。在武汉失守之前,蒋介石和他的满腹韬略的将军们,在历史上又写下了一幕罪恶的悲剧,就是“火烧长沙”。“长沙大火”和“黄河大水”是姊妹篇。它们都是用人民的鲜血和眼泪写成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本来是正义的、神圣的,人民可以作出必要的牺牲。但是在战争的具体进行中,当事者应该考虑到人民。人民的“牺牲”和“利益”,总是一个天秤的两个盘子。在进行大的决策时,一定要权衡轻重。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挥霍人民的“牺牲”和“信任”。挥霍多了就成了债务!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扒黄河”、“烧长沙”,想在历史上留下所谓的“不朽之功勋”,他不知道“人血不是水”,当上百万具白骨横陈在中原大地上时,中国人民对这个独夫民贼丧失了最后一分信任。他们开始去抢国民党军队手中的枪!
  寻母口本来是个大镇子,也是个过往船只停泊的码头,贾鲁河从西门外由北向南流过。黄河决口后,黄水夺了贾鲁河的水道,水下来时把半个镇子冲跑了。现在只剩下东街和北街两条街。近来由于这里成了黄泛区通往洛阳大道的渡口,这个破烂镇子顿时出现了一阵“繁荣”。这里地处黄河东岸,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河西是朱桥镇,是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和日本鬼子勾结的默契,这里成了东西货物的走私转运站。每天有大批的烟叶、棉花、粮食、香油等货物从西岸运过来,转向开封、徐州一带。从上海、徐州运过来的布匹、颜料、袜子、毛巾以及食盐和毒品,也都由这里运过河,转销洛阳、西安。跑单帮的商人蜂拥而至,商行逐渐多起来。临时的客店、旅社、饭铺、商行和货栈,挤满了沿河堤岸。在残破的街道两旁搭起了一间间临时席棚,摆着烧饼、油条、水煎包子、胡辣汤这些常见的吃食摊子。
  这里设有汉奸的渡口管理所和税卡。河岸上一个炮楼里还住着一个日本小队。
  李麦和长松等十几家人,来到寻母口时,已经是人秋了。赤杨岗离寻母口虽然不到一百里地,他们在路上却走了一个多月。黄河发水后,遍地都是支流,再加上涨涨落落,木筏根本无法走。出来没几天,他们就把木筏卸了。木料在当地换了点粮食,开始从旱路走。一路上也不知蹚了多少条河,过了多少渡口,到了寻母口时,各家的家具、衣服差不多在路上都变卖光了。
  到了寻母口后,他们把小车、挑子扎在一座破龙王庙里。这里是难民聚集的地方。李麦他们来到时,这里已经住着儿十家往西待渡的难民。
  天亮先到渡口打听了一下。听撑船的说:渡口上已经半个月不让过难民了。船都忙着运货物,船价高得吓人。一个卖馍的从西岸来到东岸,就要花两块钱光洋。船只虽然是拨来接送难民的,却被河防军队霸占住走私运货。
  小孩子们向街上跑着,他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他们看着街上那些黄焦的油条,雪白的包子,嘴里馋得几乎要长出一只手来。
  李麦上街转了一圈,她看着人来人往像流水一样,商店里到处都是货物。心里想:看来这里还能混。走此处,说此处,当下顾嘴要紧。
  她转到一家旅店门口。看见十几个跑单帮的商人,骑着满载布匹和棉纱的自行车来到门口。旅店的掌柜热情地向他们招呼着:“住店吧!到里边!到里边!有茶水,有洗脸水!”那几个跑单帮的商人,进到旅店里看了看却又出来了。只听他们说:“太脏了!被子跟卖油条盖的一样!”旅店掌柜忙解释着说:“不脏啊,那都是浮灰,拍拍就掉了!”几个跑单帮的也没理他。他们相互说:“走,到河沿看看!”说着都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走了。
  旅店掌柜看着生意跑了,眨巴眨巴眼睛说:“才赚了几个钱,还讲究哩!”李麦这时走过来说:“这位掌柜的,我想打问个事,你这里边拆洗被子不拆?”旅店掌柜打量她一眼问:“你是哪里人?”李麦说:“我们是逃荒过来的难民,专门管拆洗被子。当天拆洗当天做好,不耽误您的生意。你要拆洗了,我们就来拿。”旅店掌柜听说当天能送来,就动了心。他说:“拆一条被子多少钱?”李麦说:“您随便。我们这都是逃荒出来的。您权当行好。给多少我们都不争。被子拆洗好您看就是了。”旅店掌柜看她说话实在,就说:“这样吧,一条被子二斤面。洗五条被子再给一条肥皂。你看行不行!”李麦说:“行。你说多少都行。我们明天来取被子吧!”旅店掌柜想了一下说:“你现在就捎走五条吧!天黑前送来。”
  李麦把被子扛回龙王庙,把情形和杨杏、王跑家、凤英等讲了讲,大家都高兴得什么似地拆起被子来。李麦交代她们一定要把被子洗干净,活做好。她说:“咱们到一个生地方,头三脚难踢,全凭一个实在。”
  几个妇女在河滩里把被子洗好晾干,拣了八条干净席铺在地上套了套,晌午过后就给旅店送了去。旅店掌柜看她们把被子洗得雪白,心里高兴,给她们称了十斤面,又让她们背回十条被子。
  龙王庙里有了这十斤面,各家的锅底下又冒烟了。妇女们看有了营生,走路也有劲了,说话也有音了,到了晚上,大家围在一块商量怎么办。
  长松、春义和王跑等几个男的也到街上转了转。他们看着这个渡口眼花缭乱的生活,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里没有地种,能干啥呢?
  长松说:“咱在这个地方不行,卖个开水也得张嘴吆喝!咱张不开嘴。”
  王跑说:“我看好了点事。到东大路上赶脚。反正我有条驴。”徐秋斋说:“你不怕,王跑,你还会个木匠手艺,在这里木匠还能闲住?我明天也上街,把我的卦摊摆出来。”天亮说:“算了吧,大爷,兵荒马乱的谁还算卦?”徐秋斋说:“咳,越是这年景,问吉凶的人越多。四门贴告示,还有不识字人哩!好歹还能赚个馍吃。”
  春义抱着头没吭声,他深深感到自己在这里是“百拙无一能”。蓝五也叹了口气说:“我到这儿,真是老水牛掉在井里边——踢腾不开了!”
  李麦说:“咱们不要发愁,明天我再到街上瞅瞅。是鸡都带着两只爪,是人都长着两只手。只要不怕出力,还能顾不住个嘴。咱出来门,头一条就是不能脸热怕丢人!你就是打个小工,也得张嘴问问喊喊。要不你在街上转一百圈,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干啥的。在这集镇码头上混,全凭一个嘴勤腿勤。咱们大伙都要打起精神干,能积攒点粮食,咱们就能上路了。”
  申奶奶也有点精神了,她说:“天亮他娘,这些小孩们也得给他们安排个营生,能吃在外,就省在家。明天我领着他们到街上要饭去。你们各家都给自己孩子准备个篮子,准备个碗。”
  李麦说:“婶子,也好,明天你就领着他们去吧!反正要一口得一口,要饭碗孩子们该拿也得拿。”
  夜里,一群孩子围着申奶奶。申奶奶给他们讲着要饭知识。她说着:“……到那些饭摊子前要饭时候,向买饭的要,别向卖饭的要。要饭得先学会喊叫,比如见年纪大一点的人,就说:‘行行好吧!大爷!’‘给俺一口吧!大爷!’见年轻一点的就喊大叔,见老婆们,就喊奶奶,年轻一点,盘着头的就喊婶子、大娘,没盘头留着辫子的,喊人家个姑姑……另外要的时候,要学得有眼色一点。等着人家快吃完了,也快吃饱了,再把碗伸过去,他剩一点就给你了。人家刚买了一盘包子、一碗面条还没有吃,你就伸着去要,人家就不会给咱了!……”
  申奶奶一句一句地教着这些孩子们。孩子们瞪着小黑眼珠用心地听着。他们像上课听讲一样,不过这个课的内容既不是加减乘除,也不是“人之初,性本善”……

  李高成本来就没想到今天要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中纺的问题,他也觉得昨天的事确实太匆忙了些,有些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只有等把中纺存在的关键问题找到了,或者说是把问题的症结真正了解到了,这才有可能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以及市委常委们汇报中纺的问题。他今天只是想先和市委书记和分管工业的市长交换一下看法,或者是先征求一下他们对中纺的意见。然后才能拿出下一步的决断来。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昨天刚去了一趟,今天就给市委市政府汇报,这岂不是大草率太随意太不负责任了?

  还没等李高成坐起来时,来人就已经站到了床跟前。

  二

  不过他们来得也正好,因为给市委书记交换看法,也得拿出自己较为成熟的观点来。尤其是市委书记杨诚对中纺向来就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含糊不得,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拿出自己的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来。所以在同市委书记见面以前,他也确实需要同他们认真地再聊一聊。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决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在微微的灯光下,一个笑盈盈的面孔分外亲切地注视着他。

  早晨,黄河河面上还蒙着一层浓雾,天亮就来到了码头上。码头岸边停着十几条大船,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搬运脚伕们抬着一篓篓香油,往货栈里抬着,装货的脚伕,扛着颜料箱、盘纸包往船舱里装着,两条人流像穿梭似地跑着、喊着,后边跟着脚行里的工头。
  天亮问一个脚行里的人:“大叔,你们这脚行里还要人不要?”那个人瞪了他一眼说:“我们这里人还用不完呢!闪开。”天亮碰了一鼻子灰,有点泄气,抱着两只胳膊,坐在河边,塑着那滔滔南流的黄河水,在呆呆出神。恰巧这个时候,有条装烟叶的船过来了,由于这里撑船的还不大熟悉水性,靠岸时候,拄着篙拼命往北撑,还是没靠住码头,搁浅在离码头一丈多远的地方。
  船没有靠住码头,脚行的脚伕们没法卸烟叶,船行和脚行的人就吵起架来。
  脚行的人骂着:“连个码头都靠不上,要眼出气哩?还玩船哩,回家抱小孩吧!”撑船的也骂着:“见过世事没有啊?这河水一天七十二变,有本事你们谁来试试!怎么,想拿我们的胳膊替你们的腿哩!就这卸吧!”
  两家正吵着,后边又撑过来一条棉花船,也没靠上码头,搁浅在南边了。两条船没靠上码头,河岸上乱得像一窝蜂,他们正吵得不可开交,天亮走过来了。他说:“爷们!我说都别吵了,我给你们撑一船怎么样?”大伙看他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衣服又穿得褴褛,有人就讽刺着说:“该去哪儿要饭去哪儿要饭吧!这儿不是闲磕牙的地方。”天亮却大着胆说:“行不行大伙看嘛!要是靠不上码头,一船货我自己扛,不收一文钱!”
  大家看他说得那么自信,有人就说:“有艺不在年高,叫他试试呗!”可是还有人不服气:“听他的!一个毛孩子!火车不是人推的,牛皮不是人吹的!”
  正说着,又一条装着棉花的船,已经到了河中心向这里驶来。天亮指着说:“我就把这条船撑过来吧!”说罢把破小褂一扔,纵身跳下水,游向河中心了。
  天亮这一下水,船上原来的几个艄公就暗喑议论起来了。他们说:“这小家伙泅水路数不一样,兴许还真有把棕刷。”
  天亮游到河中心,扒上了船,和艄公说明来由,那几个艄公正犯愁,怕自己也靠不上码头,就把篙交给了他。天亮接住篙,叫船北边那个使篙的停止撑,自己用一条篙猛地向河心点了三篙,把船向上水推了一丈多远,接着只走南船边,一篙接一篙地撑着,看来他也没有用多大力气。那条大船不偏不倚正靠在码头上。
  河岸上响起了一片掌声。三条船上的艄公们都围过来把他往饭店里拉。天亮执意不去。他们就把他请到河堤上一个茶棚下聊起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艄公先递了根烟说:“小师傅从哪条河上来的?”天亮笑着说:“我是个吹牛腿的。”那个艄公说:“小师傅别见怪,刚才孩子们有眼无珠,七嘴八舌头说两句难听话,您权当大风刮跑了。小师傅要缺什么你就说。不过这武艺你非教教不行。”
  天亮说:“你们原来都是跑这条贾鲁河的吧?”艄公们说:“是啊!我们都是跑周口、界首这一段。”天亮说:“贾鲁河半流半不流,是个平稳水,如今流的是黄河水。黄河水性比贾鲁河水要暴的多!从西岸一起锚就得篙走南边,只要把船让到上水大流,一点力气不用费就靠上码头了。”天亮说着,大家无不佩服。天亮又和他们说了一会儿黄河的四季水性,后来说:“师傅们在吧!我还得赶快回去,俺娘还等着我给她要饭哩!”众艄公一听,忙拉住他说:“你怎么不早说。既然你还没有个活干,就来咱这船上。几条船由你挑。”
  晌午,他们留下天亮在饭铺里吃了顿饭。下午,天亮又帮他们撑了一趟船,答应明天把行李搬来。

  “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想到了妻子昨晚的那句话。他觉得妻子的话给人的印象竟然会如此深刻,以致你时不时地都会以她的话去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这确实是太可怕了。

  市委书记杨诚。

  三

  他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妻子,没再惊动她。有些事他觉得应该同妻子谈一谈了,再这么下去,说不定两人真有点生分了。

  杨诚轻轻地摁住他,示意他不必起来,然后随手拿过一个凳子,就在他床头坐了下来。

  这天上午,王跑赶着自己的小黑毛驴,来到寻母口东大路上时,那里柳树下已经拴着三条赶脚的驴了。
  这条大路是通往开封的官马大道,有几段还流着黄河水,汽车不通,马车也不通,所有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自行车和毛驴。
  一吃罢早饭,路上的自行车就拧成绳了。有东来的,有西往的,车铃叮玲玲响着,王跑的驴子没见过这自行车,吓得尥了两个蹶子,王跑骂着:“娘那×!那是洋车,你怕啥哩!它能咬你一口?没出息的东西!就这你还想吃香喝辣的?哼!”王跑在“教训”着自己的驴子,驴子好像听懂了他的话,又过来几帮自行车,它也不尥蹶子了。
  就在王跑骂驴时候,头一宗生意叫一个年轻娃子抢跑了。雇驴的是老头,他还没有喊一声“赶脚的!”那个娃子就牵着驴跑过去喊着:“骑我这个驴!骑我这个驴!我这驴可稳当。”说着连搀带扶地把那个老头扶上了驴背。
  王跑想着:“这也得喊叫哩!喊叫就喊叫!面皮值几个钱一斤,只要他给钱!”
  第二个雇驴的是个年轻媳妇,她刚喊一声“赶脚的大哥!”王跑就拿着鞭子跑过来大声喊着:“骑我的驴,骑我的驴,我的驴跑得可快!”他抢着把人家手里一个大包袱接在手里了,可是另外一个赶脚的,把驴已经牵过来,让那个妇女蹬着自己膝盖骑在驴上了。王跑无奈,把包袱还给人家。暗暗地骂了一句:“抢什么抢!抢孝帽子带!”
  王跑领了教训,就把驴缰绳解开,挽在手上,省得耽误事,可是第三个雇客,他仍没有抢到。说也奇怪,自从把这三条驴雇走后,再不见有人雇驴了。王跑直盯盯地看着大路,见人就赶快去拦,可是人家都不骑驴。
  王跑望了一会儿,把脖儿根都看疼了,还是没人雇驴。他想着:今天也没有听见黑老鸦叫,怎么这样晦气!头一天就不发市。他坐在柳树下,慢慢地睡着了。
  “驴子!驴子!驴子雇吧?”一个粗嗓门喊醒了他。
  说话的是个南方人,穿着一身纺绸裤褂,戴着一副墨色眼镜,还拿把伞。王跑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摆手。那个人又吃力地说着:“到马牧集!到马牧集!”马牧集这三个字王跑听懂了,他才明白他是要骑驴到马牧集去。不过王跑打量着这个人足有一百六七十斤,他想他的毛驴驮粮食才驮一百五十斤,这么大个肉墩,怕驴吃不住。所以也不大感兴趣。
  那个人又问着:“好多钞票?”
  王跑只当是问他驴子是多少钱买的。他伸了三个指头,他的驴子是三十块钱买的。谁知道那个人掏出两块光洋塞在他手中说:“两块!两块!我要赶路!’’
  王跑接住两块光洋,简直高兴疯了。马牧集离寻母口三十里地,最多要五角钱,他居然给了两块。
  王跑也不嫌人家胖了,把他扶上驴,小鞭子一场,那驴就四蹄生风一样小跑起来。王跑在后边跑着跟着也不觉累,他路上一直在想:“天呀!这不跟拾钱一样嘛?”
  到了马牧集,已经日头偏西。王跑在街上秤了一斤馒头,买了两碗开水大嚼大咽吃了个饱。又把驴喂了两和草,就赶着驴回寻母口。他本来不想再捎回头脚了。可是刚出马牧集不到半里地光景,只听见前边“叭”的一声,一辆自行车在前边停住了。王跑吓了一跳,他还只当是土匪截路放的枪,后来才发现是前边自行车内胎放炮了。
  那辆自行车上带着五匹白猫牌蓝布,两捆棉纱,还有一箱“煮黑”。车子放炮后,那个骑车的人一步也走不得。他叹着气扳着后轮子看着,弄得满头大汗,也没有办法。
  王跑赶着驴走过来,他忙打着招呼说:“大哥,捎个脚吧!”王跑说:“不想捎了,我这驴太累了。”那人说:“大哥,咱们都是常在外边跑的人嘛,你放空回去,不是空回去嘛!我多给你点脚钱。”王跑想着:这财神爷怎么今儿个光找我的门!他问:“你给多少钱?”那人说:“六毛!”王跑赶着驴扬长去了。那人喊着说:“你要多少钱嘛?”王跑说:“你推着走吧!我不捎!”那人又说:“你到底要多少钱?”王跑说:“一块二!”那人说:“真敢坑人哪!”他抬起头前后看了看,太阳已经西沉_了,路上的行人也稀少了,又找不到另一个赶脚的。他只好喊着:“大哥!大哥!你回来!”王跑也喊着说:“你说清给多少钱?少了我可不去!”那人说:“就给你一块二。”
  价钱讲定之后,王跑把驴赶了回来,把布匹、棉纱放在驴子身上驮着。那一箱颜料,他用绳子捆住,自己背在背上,他还是心疼自己的驴子。
  两个人一前一后在路上走着,那个人唉声叹气,不住声地喊着倒霉。王跑心里想:“他大约是多花了脚钱不高兴,我得让他高兴高兴。”他对那人说:“今儿个你碰上我这个赶驴的,算你有运气!”那人说:“为什么?”王跑说:“这几天路上可紧了,昨天黄昏时候,还有土匪截路!”那人说:“是么?”王跑说:“你今天跟我一块走不用怕,他有三两个人到不了我跟前!我会拳。”那个人不叫他大哥却改叫他大叔了:“大叔,你会什么拳?”王跑说:“我会少林拳。”那人给了他一支烟说:“反正有两个人结伴走就好得多。”
  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说着,倒也不觉得孤单,到了寻母口时,河上已经是一片灯火了。
  王跑把驴牵到龙王庙下处,大声喊着:“黑蛋他妈!黑蛋他妈!留的饭哩?”老气答应着说:“在锅里!”王跑掀开锅一看,是野菜搅玉米糊,他一面向碗里盛着一面嘟哝着说:“吃这种饭,连人家猪食都不如!”老气说:“街上有的是烧饼油条,就是没钱!”王跑走过去,一只手从腰里掏出两块大洋、一张钞票往席上一撂说:“这是啥?”
  徐秋斋正和春义在说话。他说:“跑,今天生意咋样?”王跑端着碗走过来。他说:“只要出去,还能空着手回来!可不是我说嘴的,我挤着眼出去一圈,也得弄够几天吃的。”接着他把揽的两宗生意说了说,大伙都很羡慕,徐秋斋说他运气好。
  春义因为还没有找下活干,徐秋斋正在劝他学算卦。他接着劝春义说:“你别看我这点小把戏,你只要学会,到哪里都饿不着。再说这不用花本钱。”
  春义说:“我学不会。”徐秋斋说:“好学嘛,我说它好学就学。人的生辰八字是死的。你先背会五行、天干、地支、‘五行’是金本水火土,‘天干’是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是十二个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春义说:“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弟兄几个,父母在不在?”徐秋斋说:“嗐!傻孩子:算卦的哪能知道?这都是叫他自己说的。比如说,有人来算卦,不管问财、问运、问病、问事,都有‘四大簧’。‘簧’就是锁簧的‘簧’,算卦的就是要开他的‘簧’,头一件就是要听话因,要抓‘簧’。比如给小孩算卦,你就说按他这个八字,应该是父母双全,可是他相克,要认一个‘干大’,这一说,他家大人自己就赶快说了。他要不说,你还要套他说。说得不对了,还可以拐回来。比如说你说他父母双全,他说他娘死了,你就说你生的时辰没有报对,农村又没钟表,他也说不清楚。”
  春义笑着说:“这不全是骗人嘛!”
  徐秋斋说:“这也不能说全是骗人,有钱人家赚他几个钱,穷人家给他解个心焦,除个心病。比如问病,你就给他说个活络话,千万别说太清楚。一般给小孩问病,你就说这个小孩病走在‘内’,‘眼不睁,啼哭多,饭少吃来又发热。’小孩们的病,大体上就这几样。另外人都喜欢奉承,顺气丸谁都爱吃,要贴气。比如老婆们来算卦,你就说,按你这八字呀,你是个性子刚强的直心人,不爱占人家的小便宜,借平还满,总爱吃个亏;任凭自己受苦,可对人总是大方。这一说,她就会说,先生啊,你咋说的这么投心呢!下边就好说了。还有些人是‘硬簧’!比如国民党军队中当官的,有的他是故意来‘卡’你,说不定还要砸卦摊子!你就先奉承他再骂他,这种人是非赚他俩钱不行!比如他一报八字,你就说:‘文曲武曲两相连,南杀北战多少年,单等丙寅有火起,不当团长当校官。’他一听就高兴,你再说你爹压你的官运,你命太硬,你要当上校官,就克住你爹了!不过也有个破法,这时候,他就害怕了!……”
  徐秋斋正说得有劲,凤英在席棚里叫着春义说:“三星都正南了,你也不睡觉?人家都累了一天了,你还在那里扯不完。”春义这时披上衣服走了。徐秋斋叹了口气说:“唉!学会抬轿能压着人,学会点武艺还能压着人!”说罢歪在草窝里,盖上个破被子,呼呼人睡了。

  胡乱吃了两口,等赶到政府办公室时,还不到七点。至少可以同他们谈一到两个小时。

  “好点了是不是?”杨诚的脸同他贴得是这样的近,他甚至感受到了杨诚身上带进来的一丝丝凉意。

  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昨天在职工代表会上发过言的老厂长原明亮、老总工张华彬外,还有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的一位会计师,另外还有两个职工代表。

  “好多了。”李高成点了点头。不知为什么,杨诚的这几个动作,却让他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以致差点掉下眼泪来。

  今天的表情和气氛同昨天相比已经有了截然的不同,也许是因为没了昨天的人多势众,也许是因为市长办公室的威严,几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显而易见的微笑,说话举止也都变得那么容客气气。

  “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真是太好了!”杨诚一脸真诚、格外兴奋地说道。”知道么,反应非常好,群众的反响也非常强烈。数以千计的工人代表,自发地在严寒中守在医院门口,等着要看望我们的一个市长!你想想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样的一个镜头,比发表一百篇文章都更有说服力。老李呀,你知道么,你这一下子可是给我帮了一个大忙!你这一病,这些天真把我愁得呀,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儿看你,真巴不得你这病立刻就好了。嗨,这下可好了,我相信老百姓要是看了电视,就是想闹事的也肯定不会再闹了,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得再细一点,这个年肯定会是一个放心年!老李,作为一个市委书记,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老厂长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市长,真是打搅了。”

  杨诚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

  李高成不禁为自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本来就是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人家找上门来,结果还要说打搅了自己。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居然已经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习惯了。

  瞅着杨诚的样子,李高成一下子就明白了,杨诚说的都是真话、实话,他一点儿也没有骗他。

  不过他也没再解释什么,很随便地让他们坐下,然后说:

  李高成顿时泪流满面。

  “来得正好,我也正想再同你们好好谈谈。今天你们就只管放开讲,关起门来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就说什么,还是那句话,说错了也没关系。“

  杨诚好像明白了一些个中缘由似的,眼里也不禁湿润了。

  第一个谈的还是老总工程师张华彬。

  “……你说你天天都来,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良久,李高成使劲擦了两把眼睛,才显得有点打趣似地问道。

  “李市长,听工人们说,昨天公司的领导们一直给你汇报到晚上12点多,所以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给你汇报的情况,也就好给你谈了。“

  “唷!不相信是不是?”杨诚好像是要打破这有点沉重的气氛,故意显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幸亏来了,要不还要秋后算帐呀!我告诉你,我昨天来的时候,看你那样子,还以为你这回真的是好不到哪里去了,头一天那样子更怕人。知道么,你那个秘书吴新刚,一见了我就哇哇哇地哭鼻子。说实话,我当时呀,还以为你真要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了呢!“

  李高成不禁犹豫了一下,他没想到张华彬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昨天他同公司的领导们谈的时候,也曾说过让他们敞开讲,不要有包袱的话,今天若把他们讲的那些全都告给眼前这些人的话,算不算是违反了组织原则和当初的承诺呢?如果说出去,会不会使工人同公司领导之间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呢?这并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从更大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不应该把汇报的内容随便透露出来。

  原来是这样!李高成再次怔在了那里。

  张华彬大概觉得他有些为难,于是便说道:

  但在妻子摆给他看的“日记“里,这样的情景却连一笔也没记!

  “李市长,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要不就这样吧。我们先设想一下他们都汇报了些什么,然后再结合他们说的那些提出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设想的对,或者是我们猜测的对,你就说是,如果不对,你就说不是,你看这样行吗?”

  妻子所做的这一切,实在太让人难以谅解了。就算不讲别的,那么连起码的人情味也不讲了么?

  还没等李高成回答,张华彬就已经说了起来:

  李高成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病房里的气氛又好像有些沉重起来。

  “他们说买棉花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银行和其它人为的关系,致使贷款迟迟不能到位,所以就造成了价格高、棉花次的情况,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使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像这样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要不是及时制定对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杨诚轻轻地问了一句,并不等李高成回答,紧接着又说道,“那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有关人也给我汇报了当时的情况,也汇报了对’昌隆服装纺织厂’突击检查的初步结果。老李呀,问题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严重得多。这次工人们来看望你,其实也是有含义的,工人们担心咱们顶不住呀。“

  说到这儿,张华彬根本就没有问他说的对不对,话头一转,便直接开始反驳:

  李高成点了点头,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根本就没有的事,完全是在撒谎。这种说法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到处散布了,无非是想把问题的责任和工人们的愤怒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怨我们,是金融系统和有关部门的腐败造成了我们的损失。他们逼着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逼着让我们请客,这家送了还得送那家,那家请了还得请这家。你们当工人的怎么能知道这些,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现在的社会能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些人这些部门我们根本就不敢得罪,别说反映告发了,就是连说也不能说,一旦惹了人家,咱们这个公司就再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了。一句话,这一切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

  “老李,别的我都没往心里去,惟一让我担心的还就是你。”杨诚继续说道,“你现在的压力最大,风险也最大,将要付出的代价也很可能会最大。我常常想,在现实生活中,像我们这些人,一旦你作出了错误的选择,那失去的极可能会是一辈子的前程和永久的名声。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在平常的工作上可以,但在政治上也许就不行了。尤其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选择,有时是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的,甚至会付出一生的代价。“

  李高成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华彬的说话声不高,语气也始终非常温和,但却再次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颤。张华彬的话太有道理了,也太有普遍性了。如今我们总说这腐败那腐败,腐败得像得了晚期癌症,不治还可以多活几年,一治立刻就完。干什么也得送钱送东西,升学得送,分配得送,看病得送,住房得送,调动得送,打官司得送,尤其是升官提拔更得送!似乎腐败得已经再不能腐败了,连根都烂掉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并不否认腐败,也不否认有些领域腐败的严重性,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某些传闻所讲的那么可怕和厉害吗?而且这些传闻又都是从哪儿来的,老百姓又是如何知道的?就像这提拔升官,就像这大中型企业的资金周转问题,其实最知底细的往往只有领导们,如果要传出什么新闻的话,那也只能是从某些领导的嘴里传出来的,看来只有某些领导们才是始作确者!是他们在制造着社会的仇恨,同时也在煽动着社会的仇恨!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领导,其实比败家子更坏,比蛀虫更具危害性,人人都应起而诛之!

  李高成默默地思考和掂量着杨诚这些话的分量。看来杨诚和严阵一样,对他目前的心态和处境都是了若指掌、一清二楚的,惟一不同的则是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那么,杨诚这番话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尤其是杨诚对在他身上和包括他的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究竟能知道多少呢?

  张华彬似乎并没有理会到李高成的情绪,继续不动声色地说着:

  特别是目前仍然存放在家里的,一直让李高成感到不知所措的那30万元巨款。诸如此类,杨诚又能知道多少?

  “其实这一切根本就是他们有意识的想象出来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只要稍一调查就立刻会清清楚楚。1995年的贷款,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一笔救命款,是国家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硬性给拨划出来的,像这样的贷款,就等于是一条高压线,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在上面做手脚的。省长、省委书记,都在批件上做了最强硬的批示。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而且你也一样在上面做过批示。尤其是这笔贷款也得到了国家银行的同意,也同样是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的。试想,又有谁敢把这样的一笔贷款拖延几个月才批下来?据我们了解,这笔贷款是在1995年的8月25号批下来的,真正到位,也就是说,公司真正拥有使用权的时间是在1995年的9月10号左右,当时全国范围的新棉根本就还没有上市,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资金不到、合同作废的问题。我们这会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给你撒谎。其实也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只要一查就清楚。还有一点你大概并不清楚,在这笔款已经到位后的两个月里,也就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最最关键的两个月里,中纺的领导当时在岗的只有副总经理冯敏杰一人,其余的主要领导,有一个去了新疆,参加一个什么大型企业市场理论研讨会,然而却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又去了敦煌,去了兰州,而且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另外的几个领导,一个由总经理郭中姚带队,去了美国;一个由公司党委书记带队,去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而且都借机让自己的老婆也跟着出了国,除了郭中姚没有老婆外,没有一个领导的老婆没出过国的。他们给你汇报时可能会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着自己的老婆一块儿出过国,这正是他们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是,他们并没有自己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过,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导出国时带着那个领导的老婆,那个领导出国时,带着这个领导的老婆。比如,陈永明他们出国时,人员里头就有副总经理吴铭德的老婆;而陈永明的老婆则跟着郭中姚和吴铭德一块儿出了国。他们欺骗上级、欺骗群众,尤其是对国家的这样大的一个大型企业毫不负责,而如今却把这一切全都推在了别人身上。你让人问问他们,1995年9月份、10月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全国各地采购棉花去了?正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出国的出国,游玩的游玩,才延误了棉花的采购期,直到他们一个个回来后,才匆匆作出决定,加紧时间采购棉花。但那时棉花已经大幅度涨价,而且各地的棉花也已经被采购一空。唯一可以说自己采购过棉花的就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他当时并没有出国,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订购棉花。据他给别人说,他不能负这个责任,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能一个人作出决定,这能成其为理由吗?所以有人就说了,在这件事情上,冯敏杰的问题更大。第一他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第二他是留守的最高领导,第三他当时完全有权力进行决断的,但他却什么也没做。唯一做了的就是让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从几乎不产棉花的江西的一个县份买口了一千多吨劣质棉花。也许这一切正是冯敏杰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出他什么来。是你们出国去了,凭什么怨我一个。其实那一次真正出国考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公司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

  杨诚当然不会知道得这么细致入微,但以杨诚的洞察力和思维能力,他肯定猜也能猜出一些来。他既然可以把“特高特“客运公司和“青苹果娱乐城“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那么他对打通关节的手段和方法也一样会知道得清清楚楚。

  李高成原来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听到后来,就渐渐地僵在了那里。

  关键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自己该不该把这30万元的事情给杨诚原原本本地端出来?

  怎么会是这样!这件事情应该是一查就会清楚的,他感到张华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给他说假话。但如果张华彬说的是真的,或者最终查清这确确实实都是真的,那么昨天他所有的感觉就都是错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司的领导们彻头彻尾地欺骗了自己!怪不得昨天在汇报这个问题时,是由冯敏杰来汇报的,其他的人,包括总经理郭中姚对这件事全都在保持沉默。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大概是立刻就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1995年的9月、10月份,公司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在国外,都在旅游和观光!而且全都拐弯抹角地把自己的老婆闹了出去,却一个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带自己的老婆外出过!他们真会干!

  李高成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思考之中。

  稍稍轻松了一些的心情不禁又沉重了起来。昨天听了公司领导的汇报,多多少少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当时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中纺的领导班子至少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只要在经济上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其它的问题就都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会陷到国家政府正在不断严厉打击的对立面去,他们同工人们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成为敌我矛盾。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最难过的恰恰就是经济和金钱这一关。

  如果此时说给杨诚,是否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抑或是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难处?

  “李市长,还有一件事,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呀。”现任总工程师高双良这时轻轻地对他说道。

  最大的副作用,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应该是,当你一旦把这件事情明明白白地交待给杨诚时,也就等于你再也无法、再也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选择了。而钱的事情一旦暴露出来,也就等于你要同你的上级,同一个人人都认为是提拔了你的省委领导,同一个掌握着很大权力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公开宣战了!等待着你的将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将会是一场几乎看不到尽头的较量,将会是一场血雨腥风,即便是胜利了也会让你付出极大代价的恶战!而且很可能还会是一场两败俱伤、玉石俱焚、没有输赢、不知所终,甚至于惹火烧身、适得其反、直言贾祸、自取毁灭的血战、死战!

  “什么事?”李高成好像有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

  还有一个最大的可怕之处是,一旦你把这件事情给杨诚抖搂出来后,也就等于你把你的命运和前程,以及所有的一切,全都像押宝一样押在了别人身上。生死成败、盛衰荣辱,一切的一切,也就全都掌握在别人手中了。尤其是这个人是一个靠得住的人还好说,若是一个根本靠不住的人,甚至根本就是一个小人的时候,你的下场和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高双良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却戴着一副宽大的深度近视镜。他说话声音压得不高不低,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极为谨慎小心的人。听到李高成问他,赶忙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这种想法也许有些太悲观,太绝望,甚至太卑鄙了,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思路却会不知不觉地往这方面想。存在决定意识,是不是现实中这种传闻太多,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

  “他们说的那些搞什么合资的事,以我个人的看法,都只能是个设想。截至目前,他们吵吵的要同尼日尔、尼日利亚进行合作,这些我都清楚,根本都是没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这么说,这也同样是个骗局。他们的目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想靠这个稳定人心,无非是为他们的出国找借口,或者想以此向领导和群众表白他们出国确实是为了公司,而且也可以以此把中纺找不到出路的责任推到银行身上。他们也确实同银行谈过同外方合资的事情,银行也确实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是你们不同意并不是我们找不到办法,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可其实所谓合资的事,根本就没存在过。他们到美国考察,去的是纽约和芝加哥;他们到英国法国,去的是伦敦和巴黎;他们到澳大利亚,去的是悉尼。想想在这些地方能找到什么?找外方的投资吗?人家怎么会把自己的钱投给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投到这么一个无底洞里来?这本来就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但他们还是一趟一趟地往外跑。一直跑得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花掉的外汇越来越多,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法交待了,这才派我和我妻子等几个人到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跑了一回。他们派我去以前,公司曾接待过一个尼日尔籍的黑人客商,据说是尼日尔一家公司委派的代理人,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就是搞棉花加工。这个外商代理人我们也详细调查过,他确实是尼日尔国籍,也确实是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当然也确实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公司里十分隆重地接待了这位客人,住高级宾馆,每日酒宴相待。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后,说他要回去同他们的董事长汇报后再同他们联系。但此人走后就再无下文,虽然曾来过几份电传,但并无实质性的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公司便决定派我们去了一趟尼日尔。我们找到了那个地址,那个公司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公司老板同我们谈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们说他们派出去的代理人,是想让我们在他们那儿建一个棉花纺织厂。而且一切都由我们投资,他们将来只保证棉花的供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也没有任何保证和承诺。没办法,我们又到尼日利亚跑了一趟,也同样没有跑出任何结果。不要说八字不见一撇了,纯粹连个影子也没有。但公司的领导却四处宣扬,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其实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谓的意向书,其实只是双方各自给对方提供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这件事,甚至还连着几次煞有介事地同银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同意他们的条件。“

  问题是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有点自不量力,太有点头脑发昏了?同严阵相比,你的能量和你的权势毕竟显得太小太弱太微不足道了。何况你一直就是搞经济搞工业的,而人家这么多年来一直搞的就是行政组织工作。你从来谋的都是事,人家可一直谋的就是人。人们私下早就说过了,不论在市里还是在省里,谁也比不上严阵的势力大。当了这么多年组织部门的领导,然后又是分管干部组织的省委常务副书记,省里市里如今有多少干部都是经人家的手提拔起来的?从哪头看,你都不会是人家的对手,如今你要向人家开战,是不是有点头脑发昏,神经太不正常了?

  “按你所说,他们出国那么多次,唯有你这一次才是实质性的?”李高成有些难以相信似地又问了这么一句。

  平日里看着自己身旁前呼后拥的样子,总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自己到底能拥有多少权力,竟能摆出这样的一副威势来?现在冷静想想自己其实是什么也没有,虽然是一个堂堂的市长,但却是要什么没什么。你所拥有的权力其实全是一种假象,说你有你就有,说你没有你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平时不管你做什么,讲什么,每个想法,每个动作,每个举措,每走一步,似乎都有人在左右你,暗示你,引导你,掣肘你。这并不是一种监督,更不是一种制约,完完全全的只是一种算计,只是一种既得利益的明争暗斗。以至让你想干的、能干的干不成;干不好,或者干得不伦不类;而不想干的,甚至根本不能干的,却偏会一干就成,全线绿灯。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高双良想了想说,“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出国就没有一点儿为公司着想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也确实是想给公司找一个合作伙伴。如果确实找到了,合资成功了,他们也就解脱了。但这只是他们很多意思中的一个意思,或者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们在内也肯定会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会有哪家外方公司,愿意同一个欠债将近六亿的亏损企业进行合作。除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让国家和银行把所有的债务全都承担起来,这才有可能引来外资和合作伙伴。但国家会答应吗?银行会答应吗?就是我也绝不会答应。国家建设起来的公司,公司又欠着国家的债务,如今却要把国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资。以他们的说法,认为推开债务其实是个无关紧要并不存在的条件,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又怎么能说并不存在?一旦合资,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产权属于两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属于两家共有,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的情况下,债务又全部推给了国家,国家受害,却让外商赚钱,这岂不是在卖国、在坑害人民吗?又有谁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说实话,你真正拥有的实力究竟会有多大?尤其同严阵相比,你的优势究竟又在哪里?

  李高成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都快渗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总工程师的话几乎就是冲他而来的。昨天他几乎都给迷惑了,还觉得他们说的是那样的有道理,甚至还觉得应该同意他们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想到了,却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连下边的人都想到了,你这个当市长的却没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么连立场也能丧失了?你是国家的一个执政者,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自己却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包裹着,被一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却无法挣脱的昔日情结紧拖着,竟几乎完全丧失了责任和理智。看来真应该认真地检讨检讨自己了。你是一个市长,这并不是一个小位置,也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时疏忽、一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几千万、几个亿,就会一下子全没了。而令人可悲的是,当你成了一个卖国者,或者干了一件卖国的勾当时,你却丝毫没能意识到你是在干什么!

  是,有那么多工人支持你,有那么多老百姓支持你,还有广大的干部也在支持着你,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尤其是在你的提升去留、成败荣辱的关键时刻,这一切支持你的力量又会在哪里?又会有多大的作用?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仍然也只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一方之词。现在就对此事定性或者下结论,只怕还远远不到时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听汇报时的那种感觉,自己不也曾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动吗?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认可的态度吗?然而为什么一听到另一方面的言论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一下子就会全变了,而且是变得这么彻底?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遇到这一方时,感到这一方全对;听到另一方时,又会感到另一方也没错。于是就觉得事情一定非常复杂,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谁也别闹了,谁也别争了,现在的事情,谁的事情也不好办、谁也有谁的道理。都市场经济了,还闹什么,争什么呀,也不看看什么年月了,还告个屁的状!于是该压的压一压,该说的说一说,最终还是个不了了之,一切照旧。老百姓买不买帐,工人们满意不满意,那也就顾不得了,由他们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还会有是非标准么?功罪如何评价,对错又如何区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能糊涂到这份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时,那岂不等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里遇到的情景,当时自己对公司领导的处境还极为不满,怎么会把干群关系闹得这么紧张!其实如果就照这么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你自己的处境也会同他们一模一样,等到有朝一日你的进进出出都要被工人和老百姓包围了的时候,你的处境也许还远远不如那些公司的领导们!

  ……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听这种重大问题的汇报时,竟会时不时的走神,想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那么,这件事你就这么继续瞒下去,对谁也别讲?然后找个机会,再给他们退回去?

  也许是因为他好半天不吭声的缘故,办公室里突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当他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才赶忙说:

  但要命的问题是,如果你再继续瞒下去,这30万巨款,对于你这样身分的人来说,无疑就是一个掉进你家里的有着超强杀伤力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让你粉身碎骨、身败名裂!纵然你浑身长满了嘴,也照样无处分辩,真会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何况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你这么不吭不哈地“隐瞒“下去,永远这么不吭不哈地“隐瞒“下去!而这样一来,你这个市长也就被人家永远永远地捏在手心里了,从此以后,你也就永远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30万元,不仅买走了你的权力,买走了你的位置,也同样买走了你的灵魂和自由……

  “说呀说呀,接着往下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照刚才说的那样就挺好。说吧说吧,继续往下说。“

  若要这样,这后半辈子等待你的将会是牢狱一般的折磨和煎熬,一直到死,都将会受到恐怖的鞭挞和良知的谴责!

  “李市长,就让我说说吧。”老厂长原明亮这时显得很谨慎。很小心、很恭敬地说道。这与昨天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厂长相比,几乎活脱脱地换了一个人。昨天晚上那种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气势和神态似乎一下子全没了,有的只是一种和善、一种仁慈。一种安分、一种依顺。李高成从老厂长的表情变化上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激动。昨天老厂长的那种神态,也许是因为他在心底里并没有真正承认你这个市长的位置,尽管你早已是一个市长,你早已有了那种与之相应的地位,但你在这个老厂长心里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位,你虽然是,但是他并没有承认你,也根本就没有认可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这个市长对他来说也就不具备什么合法性。然而今天也许就不同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你作出了一种姿态和承诺,你已经有所表示,也已经有所动作,所以他对你可能重新有所认识,重新有所企盼,于是他就有了今天这种截然相反、迥然不同的神情和心理。因为你准备真正解决这个公司的问题,准备顺乎民心地真正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办好,所以老厂长,当然也包括公司所有的工人们也就变对立为拥戴,化愤慨为恭敬,也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敬重而又和顺的样子。人们打心底里顺从的并不是你的职位,也不是你所拥有的权力和显赫,而是你价值的取向和立场的定位。你一心一意为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为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就会认可你、敬仰你;反之,即使你拥有再大的权力,即便你拥有再显赫的位置,他也会在心底里蔑视你、憎恶你,也会把你视为他们的敌人!

  那么,找个机会退回去?有那么容易吗?招鬼容易送鬼难,好不容易才把30万元送进了你市长的家门,你又怎么往回退?又怎么退得回去?这么一笔钱,你能不声不响、悄无声息、原封不动、不费任何周折地送回去?有那么容易吗?有那么简单吗?还有,就算你送回去了,就能烟消云散,一笔了结,就会什么事情也没有了?30万元的贿款,这样一桩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就能这么心安理得地一退了之?这样的做法同犯罪又有什么两样?你的心灵又何以能得到平静和安宁!

  这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也是我们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甚至在一些涉及到有关国家社稷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想到了这一点?又有多少人像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利益一样关心着这一点?

  屈指算来,已经将近十天了。十天!叨万元的贿款在你家里已经放了十天!你居然还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已经同犯法犯罪有什么区别?就算你病了几天,但这就能减轻你的责任吗?

  就像眼前这个年过七旬的老厂长,昨天他可以对你疾恶如仇,今天则又可以对你忠心耿耿。那么他又为的是什么呢,仅仅只是为他自己吗?或者仅仅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吗?其实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呢?在这个他们曾经工作了一辈子的厂子里,在这个他们曾经付出了一生心血和劳累的地方,他们拥有什么呢?或者他们曾经拥有过什么呢?没有,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一无所有!即使是到了今日,即使是到了本该享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安详的晚年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一无所有,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金也没有保证!如果说他们有愤怒、有不满、有憎恨、有敌意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情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唯一还拥有的权力!

  责任?这还能叫责任吗?

  李高成本想笑一笑,以安慰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对这个老厂长的感情和尊重,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能笑出来。末了,他只是轻轻地说道:

  ……

  “原厂长,你就永远把我当做你的一个下级吧,可千万别老是市长市长的,在我这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可就太见外了。”

  反过来,现在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给杨诚讲出来?如果这样,这将会给你带来什么好的作用和有利之处?

  话一说完,自己立刻就后悔了。他感到自己的这些话真是要多虚伪就有多虚伪,要多做作就有多做作。就凭你这样说话,能让他们不见外吗?你对你真正的朋友、亲人,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即使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那些经理们中间,你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不管你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你还是见外了。

  其实你在现在的情况下,再反问一下自己就足以清楚了:

  然而老厂长听了这话,却似乎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如果你现在想把这样一个对自己来说几乎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反映出来,你不交给杨诚还能交给谁呢?第一杨诚是市委书记,是市里的第一把手,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他,名正言顺;第二,在市里所有的同级干部里头,从目前来看,杨诚对中纺问题的看法同你是最一致,态度是最坚决,对你也是最支持的;第三,杨诚同严阵的关系,至少从表象上来看,应是最淡远、最薄弱的;还有最关键的一点,通过这一两年的交往,杨诚给他的感觉,基本上可以说是信得过,靠得住的。即便只从人格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值得信赖的。

  “李市长,有你这话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大伙也就都放心了。冲你昨天对大伙说的那些话,大伙就早已把你还是当作自家人看了。我们今天来,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大伙只是想让你心里更有准备一些,想问题时能更全面一些,处理问题也能考虑得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情,你也应该是了解的,我不会背过弯去鼓捣人、算计人,更不会去害人、诬陷人。像郭中姚、冯敏杰他们,我同他们无仇无冤,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我老啦,活不了几天啦。孩子们呢,一个个也都大了,即便是这个公司垮了、破产了,他们都还来得及另谋出路,不怕找不到工作干。孩子也都劝我,你这么一把年纪了,干嘛还要为这个公司卖命?老实说,像我这把年纪,也真的已经犯不着跟他们过不去。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不会当这个职工代表,也绝不会到你这儿来。李市长,我只是心疼这个公司,心疼这个厂,李市长,这个公司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这么糟蹋下去了。“

  还是那句话,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你不交给他,还能交给谁?

  老厂长的话,听起来还是那样的让人心颤,但说话的口气和面部的表情同昨天相比,却已是大大的不一样了。显得是那样的温和和慈样,就像一个老人同他的亲人在倾诉衷肠一样:

  只能交给他,这大概就是最大的好处和有利之处。

  “李市长,不说别的,就只说他们成立的’新潮公司’,前前后后一共用国家的贷款投进去了几千万,然而三年过去了,究竟交回厂里多少?’新潮公司’下面一共有几十个分公司,遍及省内和全国各地,这些分公司的经理和负责人,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亲属和亲信。他们打的是公司的旗号,用的是国家的资金,却在“为他们自己大捞特捞。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还挣着国家的工资,顶着国家的干部头衔,坐着国家的汽车,享受着国家的福利,然而所干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个人。无本万利,却不担任何风险!你想想职工们心里怎么会没有气?李市长,我只是想让你听我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呀。你想我们那会儿离退休时,该移交的移交,该退还的退还,然后开上个欢送会,拍拍屁股也就回去了。而如今可真是不一样了,像前年郭中姚让公司里的总会计师退休时,去年让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离退休时,每个人都拨给了相当于100万款物的投资,让他们去搞第三产业。名义上当然是为公司去搞。其实这在社会上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离休了退休了,干了一辈子领导,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总得让再找点活儿干干,说白了也就是明退暗不退。这在好一点的单位是可以的,但在我们中纺公司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是犯罪。拿着贷来的活命钱,给他们个人去干事,忍心呀?李市长,你也是知道的,当初我们离退休的时候,讲过什么条件吗,想都没想过!可现在风气好像一下子就变了,不给条件就不退,就是退了也不交,弄不好还会处处给你闹难堪,说不定还会告你一状,因为你的底细只有我才清楚,你敢不给我再办一个实体让我来干?或者什么好处也不给就让我这么白白退了离了?所以这个’新潮’公司就越变越大。工人们就说,一只瘦马养了一身肥虱子,这样的马还能好活得了?市长,我这会儿就给你掏一句心底里的话,我在中纺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我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个国家,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要紧的问题其实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若领导干部有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些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这些年来,我们总是不停地讲,要政企分开,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厂长和经理们真正拥有权力。说真的,这话并没错。可在咱们国家,这样做就得好好斟酌斟酌。你把权力下放给了厂长经理,可这些厂长和经理们又有谁来管理又有谁来监督?上边把权力下放了,下边又管不了他们,厂里公司里的事情还不全由着他们?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想用什么人就可以用什么人,国家的钱和厂里的钱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他们要是个好当家人,是个过硬的领导干部那也没什么太可怕的,若要是碰上个又没本事、又没能力、私心又重的领导干部,又没人能管得了他,你想想这样的领导干部岂不是太可怕了?而把工厂和公司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不等于是交给了一群败家子?就算一个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心,非常廉洁,但要是他没有能力,没有魄力,没有新观念新思想,仍死抱着过去的那一套,这个工厂公司迟早一天也还不得毁在他们手里?也一样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李市长,我说这些并没有想埋怨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更没有想借机发发牢骚的意思。公司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再有这种想法,那还算是个人吗?我说了这么大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中纺的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最最主要的还是领导干部问题。只要能下决心把中纺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至少也能着手去办了。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个最难办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怕领导们心慈耳软,听他们说些什么,就什么主意也没了。拖来拖去,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等到把工厂拖垮了,把人心拖散了,再来收拾这烂摊子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既然职工们要求查一查,公司的领导们也希望能查一查,那就派一个调查组来查一查好了,只要能严肃认真、公正公开地查一查,就算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又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不能放心的……”

  两个人相对而视,都久久地沉默在那里。

  李高成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原来他还有插话的意思,等到老厂长说到后来,他便觉得什么话也插不进去了。老厂长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算这些人没经济问题,没有循私枉法,但若只是一些庸碌之辈,也一样跟败家子没什么区别。老厂长虽然说他说的这些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李高成还是感到这些话其实都是针对他而来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这些领导干部,如果实话实说,当初确实主要都是按他一个人的意思而安排的。当然也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但那仅仅都只是象征性的,他已经定了的班子,又有谁会反对,又有谁能反对得了?老厂长、老总工当初倒是反对过的,但不一个个都让他给否定了?甚至到了今天,一想起这事来,还不是让他有点耿耿于怀?要不是中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一辈子。他今天对中纺的问题一直犹豫来犹豫去的,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中纺眼前这个班子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顾虑那担心的,其实不都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你想否认就能否认得了的吗?

  杨诚也许知道李高成此刻复杂而矛盾的心情,所以也就有意不再说什么,静静地留下一个宽松的气氛和随意的环境,好让他能有更多更自由的思考余地。一直等到李高成像吃了一惊似的猛地清醒过来时,他才微微地笑着,轻轻地,却是字斟句酌地说道:

  也许是看到时间有些太长了,也许是感到市长的情绪有些不高,余下的人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临走时,几位职工代表留下了一份有一万多名工人签名的要求坚决查处公司领导腐败问题的请愿书,还有那个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的会计师,给他留下了一份“新潮“有限公司近几年的帐目清单。

  “老李,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在中纺的问题上,咱们俩所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其实都是一致的。你明白么,自从那天那个常委会一开,咱们俩就已经被捆在一辆战车上了。老李,我是支持你的,也一样是信得过你的……”

  两样东西都很厚,掂在手里好沉好沉。        

  “杨书记,我明白。”李高成在杨诚灼灼的目光中,好像一下子便找到了感觉,也好像一下子便下定了决心,终于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了,他不禁显得有些激动地说道,“好些天了,我一直就想给你好好谈谈的,没想到又病了这么一场。今天你正好来了,夜深人静的,就让我说说心里话吧……”

  杨诚默默地点着头,然后就一直静静地听着。自始至终,他一直都显得非常平静,即使是听到那30万元巨款时,他的脸上也没有显出任何惊讶的表情来。

  李高成直到觉得终于把自己心里所有该说的话全都掏出来了,这才像干了一场重体力劳动一样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床上,一语不发地默默地看着杨诚脸上的表情。

  病房里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杨诚的脸色终于变得越来越沉重,好一阵子了,才好像有些疲累似地直起身子,慢慢地在病房里踱起步来。

  李高成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像听候审判一样静静地等待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杨诚才显得极为真诚地说了一句也许让李高成终生终世都不会忘记的话:

  “老李呀,首先让我以个人的名义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真的打心底里感谢你。”

  也就这么一句话,李高成眼里的泪水竟像两条小河一样汹涌不止。李高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杨诚会这么说,而且会说得这么情真意切、推心置腹。他之所以感动,更多的是因为自己并没有看错了人,杨诚确确实实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个信得过的书记!尤其是在这个极为关键的时刻。

  紧接着,杨诚又说了一番令人惊心动魄、心胆俱裂,更是让李高成做梦也没想到的,也许要让李高成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话:

  “老李,我还要感谢你的是,你一句假话也没有给我说,一点儿也没有瞒我,你说的全是实话、真话。知道吗,你说的这一切,两天前我就已经全都知道了。就在你昏迷在病床上的这几天里,已经有人把你告到了省委、市委和纪检政法部门。他们说你利用职权,大捞不义之财。挪用国家贷款,给自己的亲戚兴建了一座大型娱乐城,用国家的钱为自己大发昧心财。还说你让你的老婆在办案查案之际,趁机大捞特捞,以致许多企业因被迫请客送礼而不得不垮台。最骇人听闻的就是,你利用职权,一次索贿竟达30万元!他们还说他们有铁的证据,尤其是那30万元的贿款,他们不仅有人证,而且还有录音!”

  没等杨诚把话说完,李高成早已瞠目结舌地好像挨了一顿闷棍似地呆在了那里。

  等你还在犹豫的时候,他们竟抢先一步下手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猛,来得这么让你猝不及防、防不胜防!

  这才是该想的都想到了,不该想的也全想到了,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招!

  难怪今天严阵的那个电话会那么强横,那么暴烈,也难怪他会那么气急败坏、不顾一切。也许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竟会有那么多的工人们在强有力地支持着李高成,更没有想到一直昏睡着的李高成竟然会出现在电视镜头里,尤其是没有想到不管是妻子吴爱珍的情感,还是诸多领导的关怀却仍然没能让李高成回心转意,他从病床上清醒过来的第一个举动却会是赶跑了妻子,而把手伸向了工人群众!

  或许以他们的判断,李高成在醒来后,当他亲眼见到自己妻子的亲切,看到这些领导们的温暖,而后再慢慢听到有关这些告状的信息时,或许立场一下子就彻底转变了,就会重新回到妻子的怀抱和他们的圈子里,一切的一切都将会按照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套路演变下去,任何事情都将不会发生。所有的问题,都会给你找到最合理、最现成的解释。腐败吗?哪儿没有腐败?像拍苍蝇似的抓上几个不就得了?需要几个就能给你抓到几个,一点儿也不费力。为什么停工停产?大气候就这样,中央都没有办法,你又能怎么样?要不怎么会说,今后两三年内,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什么叫关键?关键不就是非常严重。严峻的意思吗?那么多的失业工人怎么办?政府不正在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吗?其实,这本是企业自己的问题,跟政府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已经喊了多少年了,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不就是为了给企业和工人们更大的自主权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不也就有了更多的风险吗?哪能炒熟豆子自己吃,打破沙锅让别人赔?再说,由于改革而引起的失业难道不是正常的吗?报纸上、电视上几乎每天都在讲的下岗职工,说的不就是失业职工吗?而对这些下岗职工,不论是企业,不论是国家和政府,什么时候说过不管了?问题是一切都得慢慢来,改革本身也就是一场革命,既革别人的命,也同样要革自己的命,哪能轮到别人头上时,你双手赞成,一旦轮到自己时,却大喊大叫,满腹牢骚,甚至滋事闹事,上访告状?莫非凡是搞改革、当领导的人全都成了腐败分子?

  于是一切的一切都依然照旧,官还是官来,民还是民;亏损就是亏损,问题仍是问题;经理照样是经理,工人依旧是工人;太阳红红亮亮,世上太太平平,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对他来说,这应是最保险,最稳妥,最安稳的。

  对他们来说,这则是最欢迎,最高兴,也是最希望的。

  至于工人们,那就慢慢来吧,就算他们有怨气,也怨不到自己头上。敢让这么多的工人失业,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和胆子?

  国家呢?那跟个人又有什么太多太大的关系?有些知识分子不是说了,在一个良性循环的国家机制里,只要人人都把自己管好了,也就等于把大家都管好了,这个国家也就有希望了。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远离政治为好……

  这不就是他们所设想的那个最好结局和最佳状态?

  猛然一个颤栗,又使李高成从想象中回到了现实。他不禁为自己刚才的想法而感到吃惊,为什么一到了关键时候,自己就不由自主地要往这儿想!

  是不是感到这会儿再往回走还来得及?或者是前面将要面临的情景实在是太残酷太激烈太让人难以承受了,所以过去的那种平静和安祥就格外地让人留恋和想往?

  但是,假如你现在想再退回去,是不是还有那种可能?是不是还可以成立?

  你怎么往回退?又怎么退得回去?再向他们去求情,去乞讨,去表示歉意,去请他们原谅?过去的事情,都是我错了,而你们才是对的……这样的话,或者是这样的意思,你说得出口吗?如果说出来了,你还像个人吗?你还有脸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吗?到了那时候,别说你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你连你自己都对不起!再说,你的妻子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吗?对他们如此忠心耿耿,至今还把严阵当父亲一样看待的妻子,却已经在暗中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作了牺牲品!作了人质!为了保住他们自己,他们连妻子这样的人也可以像蚂蚁一样地随手捻掉,而你在他们眼里,又会成为一个什么?

  到了那时候,你真会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他抬起头来,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市委书记杨诚。与此同时,他发现杨诚也正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四目相对,他再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说不出来的震撼。

  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原来真的对他的一切都了若指掌,但他却一直什么都没说,一直都在悄悄地等待着。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就只在等待着你!

  当你自己在想方设法地考验着对方时,而对方也一样在毫不留情地考验着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你想获取什么,得到什么时,首先应该想到你付出了什么。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这些天来,在同杨诚的配合上、关系上,是不是有点太世故、太油滑,考虑得太多了?

  想想也真悬!如果再说得迟一些,再这么瞻前顾后地考虑上几天,等到人家已经找到门上,查到头上,甚至都开始立案调查了,你再原原本本地把这些说出来,到了那时候,一切的一切可就早已起了质的变化,一切的一切也都悔之已晚、侮之不及了。那时候可就不是检举,而是检讨;不是揭发,而是交待;不是坦诚,而是坦白了。那时候你如果再像今天这样的说法,别说杨诚不会相信你,即便是一个三岁的小孩也绝不会再相信你!

  到了那时候,才真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冤枉也就冤枉了,诬蔑也就诬蔑了,在如今这个老百姓对腐败恨之入骨的时期,就算你以前有过天大的功劳,也一样会把你骂得不齿人类、狗屎不如!没想到你原来会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分子!尤其可怕的是,许许多多的人会在你的问题上得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启示:越是那些所谓的劳模、先进、标兵、功臣,越是不能轻信!他们越可能是一些深藏的大腐败分子!

  他再次默默地瞅着杨诚。

  杨诚也依然在默默地看着他。

  他知道,该是他有所表示的时候了,此时此刻,他必须说话。

  李高成慢慢从被子里坐起来,然后有些颤巍巍地把自己的手径直向杨诚伸了过去:

  “谢谢你,杨书记,说句心里话,应该感激的是我。在这种时候,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真该感谢你一辈子……”

  杨诚这时早已重新坐了过来,一把握住李高成的手,同样显得格外激动地说:

  “老李,快别这么说,面对你,我太惭愧了。还有,我特别恳求你一点,以后一定不要再叫我杨书记了,就叫我杨诚不行吗?你大概也感觉出来了,这些天,我对你保留的东西太多了。你面对着这么大的压力,我却一直还在试探着你,察访着你,以致一直在袖手旁观、无动于衷。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作为一个一把手,实在是做得太不应该了,太有些残酷了。咱们俩搭班子,都已经一年多了,却还一直这么思前想后、疑虑重重。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都不能及时伸出手来扶一把,帮一把,这还像个书记吗?还像个一把手吗?刚才我还担心你会生我的气,没想到你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老李呀,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只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我想整个市委市政府,我们整个领导班子成员都应该感谢你。为你的正直,为你的良心,为你的大度,为你的胸怀,我真感到钦佩和欣慰。老李,你所做的这些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党,为我们的老百姓,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绝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和信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你清清楚楚的知道,这种选择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甚至是生死存亡的代价,但你最终还是没有改变你的选择。这真的不容易,这同战争年代的拚刺刀、堵枪眼并没什么两样……”

  李高成呆呆地坐在那里,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真的仍然没想到杨诚会这么说。面对着杨诚的惭愧,他似乎也一样感到惭愧。说真的,也许我们都把这个社会看得有些太暗太灰了,也许我们在感到有些悲观的时候,常常会忘了这样一个常识:只要是人类社会,毕竟还是正气在主导着一切。

  “老李,你知道么,刚才你只说了一半,我就完全清楚了。”杨诚继续言之凿凿,痛心而又有些愤慨地说道,“他们那样做,目的无非就是想威胁你,报复你,打击你,至少也可以把局势搅得乌七八糟,搞乱人们的视线,让局外人感觉到你们好像是在打乱仗,从而给上一级领导一个很坏的印象,最终让问题不了了之。对咱们来说,是打不住狐狸惹一身臊;对人家来说,反倒个个都成了受害者。老李呀,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营垒内的敌人,确实要比营垒外的敌人凶险可怕一百倍!我们反腐败为什么会这么难,就因为这些腐败分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本身都是领导,他们甚至占据着反腐败的位置,直接掌握着反腐败的权力。枪在他们手里拿着,他们绝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一来你反不着他,二来他也绝不让你反他,三来只要发现有什么人想反他们,他们立刻就会把枪口对准你!就像现在你的处境一样,你刚刚准备调查中纺的问题,立刻就有人把你告到了省委、市委和纪委。正是他们在肆无忌惮地掠夺着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毫无顾忌地消耗着我们的国力,粗暴任意地践踏损害着党的形象,但却一个个都代表着党,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人民!想想这是多么让人感到痛心,又是多么让人痛恨的事情!老李呀,面对着他们,我就常常想,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上无制约、下无监督,只知道贪污、腐化、敲诈、掠夺,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活条件,而且威胁着人民的生存条件;不仅使得社会已有的生产方式得不到维持,而且还要把社会积累的财富全都挥霍浪费殆尽!甚而至于还要把改革开放所孕育诞生的新的社会机能和积极因素全部摧残、消灭干净,成为阻碍我们国家发展、致使我们的社会长期滞后的一个官僚团体,那么这个社会还要它何用!这个国家还要它何用!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还要它何用!那岂不是注定要受到世世代代的辱骂和唾弃,并最终被历史所彻底埋葬?”

  看着杨诚在灯下因激动而显得闪闪发亮的脸,李高成也不禁受到了深深的感染。这么长时间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杨诚这种慷慨激昂、不顾一切的样子。也许眼前的杨诚才是真正的杨诚,而以前的那个杨诚只是另外的一个杨诚。当他以书记身分出现时,显得那么平稳冷静,睿智祥和。而当他显露出他真实的一面时,却是这样的嫉恶如仇,怒形于色。面对着这些发生在他眼前的触目惊心的腐败行为,他几乎是在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道:

  “有时候,我总是在想,像咱们这样级别的领导,已经算是国家政府的高级官员了,在我们这个执政党内,也同样已经是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了。到了这样的位置,不论是党还是政府,都已经把事关党、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权力交付给了你。党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你的存在。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荣辱存亡,可以说同你息息相关,生死与共。说句良心话,同老百姓相比,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特权!对我们个人来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出门有车坐,看病不花钱,以及许多属于公务和非公务的特殊规定等等等等。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种特权几乎可以一直延续到你离世的那一天。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普遍贫寒的国家里,这种特权本来就已经显得格外触目,就已经激起人民的广泛不满了,党和国家为此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指责。然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包括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和不安,反倒越来越觉得不满足,不如意。事事处处都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奢侈的位置上,什么也要同那些大款比,外商比,什么也要压人一头,既要是官,还要是商,既要有权,还要有钱!私欲膨胀,贪得无厌,权力越揽越大,金钱越聚越多。为什么他们就不明白,如果这个党有一天最终被他们腐蚀蹂躏得彻底垮台后,他们个人又还有什么立身之地?他们又还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真要是到了那时候,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难道他们真的就没有一点儿恐惧感和危机感?老李呀,我真不明白,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党的肌体内,何以会生出这么一些个专门侵蚀自己肌体的蛀虫来!是我们防病抗病的机能太差,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防病抗病的机能?对待这些东西,我们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杨诚说到这里,几乎是在控诉,是在倾诉了。在他那愤懑的表情里,似乎还显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看着杨诚的样子,李高成再次被深深地震撼了。也许在杨诚的心底里,那种无以言表的痛苦和那种力不从心的悲愤比他更大、更多、更甚!也许杨诚比他更清楚,面对着像严阵这样的领导干部,有时候,他们真的无可奈何、毫无办法!你明明白白地知道他确确实实地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坏人、敌人,但你就是对他束手无策!你不仅动不了他一根毫毛,甚至于还得对他俯首听命、降心相从!即便是像刚才这般义愤填膺地说的这番话,在公开的场合,他甚至都不能讲,也无法讲!

  对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满怀忠诚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也许才是最让人感到悲痛的事情。

  而在一个社会里,当作出一个好的选择比作出一个坏的选择,当作出一个光明的选择比作出一个丑恶的选择,当作出一个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选择比作出一个只是为了个人利益的选择更困难、更沉重、更痛苦时,也许这个社会就太让人担心,太让人感到危险了……

  杨诚的无奈和悲愤并不是空穴来风。

  紧接着杨诚又给他说了几件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一、李高成让市公安局对“青苹果娱乐城“的调查已被终止,因为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同时接到通知,此事已由纪检司法部门接管和负责处理,要求公安部门立即退出。

  二、关于对“昌隆服装纺织厂“的突击检查,也已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昌隆服装纺织厂“属于开拓探索性质的第三产业,而且正在同外商洽谈业务,并准备同外商协商合资项目。所以对“昌隆服装纺织厂“的突击检查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损国家和本省本市形象的,同时也不利于企业的深化改革,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如果认为确有问题,应在省委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进行核实。总而言之,应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

  三、正在中纺进行财务核查的工作组,日前也有领导多次过问和批评,认为工作组的有些做法已经超越了财务检查的范围,有些工作组成员甚至置社会稳定于不顾,有意扩大和激化公司的干群矛盾,产生了一些很不负责的副作用和负面影响。为此,鉴于春节在即,考虑到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个大局,工作组应尽快完成财务核实工作。对查出来的任何问题,一律上报省“年终财务大检查指导办公室“负责处理。在问题没有定性期间,任何人都不准私自传播,私下议论,随意扩散,如有人违反,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负。

  四、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在最近的一次政法会议上讲,对目前有些企业上访告状的问题,应本着稳妥解决问题的态度正确对待。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不能任意迁就,更不能不讲原则,甚至出卖原则。总的来说,对这些上访工人和干部应以劝告说服为主。既要动之以情,更要晓之以理。群众的一些行为看上去合情合理,但其实并不合法。而有些干部的问题,看上去不太合理,但却是完全合法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给群众讲清楚合理与合法之间的关系。要争取把那些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如有人想借此机会蓄意扩大事态,有意迎合一些人不正常的思想动机,或者想借此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这种行为将是非常危险的,党和政府对此绝不会任其发展、置之不理,对责任者将严厉追查、严肃处理。

  五、在中纺的调查工作组成员中,已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请了病假和事假。自从严阵在政法会议上的讲话逐级传达后,调查工作组的工作已基本陷于瘫痪。尤为严重的是,一些调查工作组成员,包括其中的一些干部,已经完全放弃了应有的立场,甚至仰人鼻息、助纣为虐……

  ……

  李高成怔怔地看着杨诚,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对“青苹果娱乐城“终止调查的通知,怎么可以不经过市委市政府就擅自决定?莫非只是下级对上级才有越级行为,而上级对下级不论干什么都永远不存在越级行为?其实李高成此时已经非常清楚,这一举动看上去好像是保护措施,或者有意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其实从根本上讲,是对李高成的再一次警告和要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你内兄和内侄经营的地方,从这里我可以保护你,但也一样可以彻底地毁了你!

  至于对“昌隆服装纺织厂“的说法,又是多么的荒唐和强横。莫非开拓探索性质的企业就可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岂不是任何一个企业和公司都可以在这种荒谬之至的理由下为非作歹、无所顾忌?由于正在同外商洽谈项目,因此必须停止调查,否则就有损国家和本省本市的形象,这岂不更是奇谈怪论?如果真有一个外商看到了那种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看到了那些惨不忍睹的工人形象时,究竟哪一种情况更有损国家和本省本市的形象?

  进驻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工作组,是市委常委会的决定,哪一级领导能够对其随意过问和批评?这究竟是在批评市委市政府,还是在批评工作组?谁又能有这种权力让工作组尽快结束瞩查?尤其是这种专案性质的调查工作,而且是市委市政府派出去的调查工作组,对他们所调查的结果,又怎么能指示交给省“年终财务大检查指导办公室“?这样的举动和说法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岂不是太有点不顾一切了?

  一个省级领导,在政法工作会议上,却能把话题拉到企业上面来?就算有联系,那又怎么能把自己的讲话打印成稿,逐级下发和逐级传达?即便是从稳定这个角度来讲,究竟是谁在有意制造不稳定因素,蓄意扩大事态,故意激化社会矛盾?还有,从逻辑上讲,他的讲话也完全是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莫非合理不合法的只是百姓,而合法不合理的只是领导?

  ……

  谁也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谁也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但你对此一时还就是拿不出更好更有效果更有力的对付办法,以至让你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看那些掩饰丑恶的语词运用得多么冠冕堂皇、光明正大,那口气又显得多么襟怀坦白、大义凛然!

  在他们所表白的这些意思里,你根本找不出任何毛病和缺陷。一切出于大局,一切为了改革,一切服从稳定,一切都服从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他是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所以他也就毫无顾忌地以党的身分说话。

  ……

  两个人面对面的坐了好长时间,好像都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直到杨诚临走时,才轻轻地却是非常有力地说:

  “老李,这只是刚刚开始,但第一回合,肯定是我们赢了。那30万元的问题,我这个市委书记完全可以作证,你是在告状材料递到市委以前就给我谈过的。就算他们有什么录音和证据,也别想在我这儿打开缺口。“

  “杨诚,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作保证,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录音和证据。假如我要是在这30万元的问题上做过什么昧良心的事情,那我甘愿在法庭上接受全市300万人民的公开审判!”

  “老李,我以一个市委书记的身分,请你再也不要说这种话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像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样,我们双方的心都感觉得出来。一句话,我相信你,也请你相信我。“

  两个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在这一刹那间,李高成也就清楚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杨诚的这些话绝不是说说而已,他要真是这样作证,那就意味着面对着严阵以及围着严阵的那一拨人,他将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目光以及所有的风险,全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即便是粉身碎骨,也绝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