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地: 第 十七 章

  他继续过着这样的平凡、单调而痛苦的日子。是什么一种力量支持着他那带病的身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每天下午发着低热,晚上淌着冷汗。汗出得并不太多。他对吐痰的事很留心,痰里带血,还有过两次。他把家里人都瞒过了。母亲只注意他的脸色,她常说:”你今天脸色又不好看了。”他照例回答她:”我觉得倒还好。”母亲痛苦地看他一眼,也不再说什么。她不会知道他的心。有一次妻在旁边听见母亲讲起他脸色怎样的话,妻冷冷地插嘴说:”这两年来他脸色哪一天好看过!”妻说的是真话。但是妻也不知道他的心。关切,怜悯——她们能够给他的就只有这一点点。母亲似乎比妻更关心他,母亲似乎更少想到她自己。但是连母亲也减少不了他内心的痛苦。
  ”活着好,还是死好?”他常常偷偷地想着,尤其是在办公的时候。他觉得”死”就在前面等他。周主任的表情和吴科长的眼光似乎在鞭策他走向着”死”。他回到家中,母亲的关心和妻的怜悯并不曾给他多大的安慰。母亲喜欢诉苦,妻老是向他夸耀丰富的生命力,和她的还未失去的青春。他现在开始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她们关心地望着他或者温和地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说:”你们不了解。”她们的确不了解。她们也许觉得他有时会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她们,但是她们并没有特别担心。母亲或许担心,可是她的叮嘱和询问(叮嘱他小心身体,问他是不是有病)反而增加他的害怕和痛苦。”她就要看出来了,”他对自己说,他更加小心起来。有一次母亲谈起他的身体,妻立刻接口说:”让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妻还掉过眼睛来看他,这次是真诚的要求:你去一趟罢。”我很好,我很好,”他慌张地答道。”去检查一次究竟稳当些,”妻说。他不直接回答她,停了片刻,他才有气无力地自言自语:”现在看病吃药住医院都要花钱。象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他们说湘桂路上不晓得饿死多少人。”
  母亲愤愤不平地叹了一口气。妻想了想,才说:”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象他们那样。不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她皱着眉头,脸上掠过一个阴影。但是阴影立刻散去了。她的脸上不留一点忧郁的表情。
  ”想办法?我看拖到死都不会有办法,前年说到去年就好,去年说到今年就好,今年又怎么说呢?只有一年不如一年!”母亲终于在旁边发起牢骚来了。
  ”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妻带了点嘲笑的调子说。
  母亲变了脸色,接着说:”我宁肯饿死,觉得做人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
  妻冷笑了两声,过了两三分钟又自语似地说:”我看做人倒不必这样认真,何必自讨苦吃!”
  ”这是我甘心情愿。无论如何,做一个老妈子,总比做一个’花瓶’好,”母亲气冲冲地说。
  ”妈,不要说了,树生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并没有不同,”他连忙插进来劝解道,他害怕再听她们的争吵。
  ”不同,完全不同!”妻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
  ”树生,你不要多说。都是我不好,连累大家受苦,也怪不得妈,”他着急地向妻央求,拉开她。他又低声对她说:”妈上了年纪,想不通,你让她一点罢。”
  ”哪里是她想不通,明明是你想不通!”妻气恼地骂他,但是声音不大,她坐到床沿上不再作声了。
  ”当然啊,现在人脸皮厚了,什么都不在乎了,”母亲还在一边嘲骂道。
  他正要过去安慰母亲,忽然听见有人在唤”汪先生,汪太太”。他吃惊地向房门那边看去。隔壁的张太太苍白着脸立在门前。
  ”张太太,请进来坐,”他连忙招呼道,妻和母亲也跟着向那个女人打招呼。
  ”汪先生,你看这里不要紧罢?我真害怕,要是逃起难来,我们外省人简直没有办法,”张太太刚刚坐定,便惊恐地睁大两只眼睛说。
  他没有答话,倒是妻先说了:”我看不要紧。外面谣言很多,我就不去理它。”
  ”谣言?你听到什么谣言?”他惊问道,他的心突然跳得很厉害了。
  ”说是日本人已经到了南丹,逼近贵州了。行里同事都是这么说,”妻相当镇静地回答。
  ”我听说已经进了贵州啊。我们张先生的机关在准备搬家。不过我们小职员是跟不去的。以后怎么办呢?汪先生,你是本地人,你要照料我们啊!”张太太用了惊恐、焦急的声调央求他。
  他心里想:你还找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可是他却答道:”好,我一定帮忙。”
  ”我们想到乡下去躲一下,最好你们去哪里,我们也一起去,”张太太又说。
  ”现在就去躲?还早罢。张太太,你不要怕。到那个时候总可以想办法,”妻微笑地安慰那个带病容的年轻女人。
  ”我就是说,将来万一要逃难……汪太太,汪先生,老太太,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啊。我去告诉我们张先生。他听见也就放心了,”张太太站起来,说着感激的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多坐一会儿罢,”妻挽留道。
  ”不坐啦,不坐啦,”张太太一面说一面往房门外走。
  客人走后,房里三个人沉默了两三分钟,母亲忽然发问:”宣,真的要逃难吗?”
  他的心跳得厉害,他不敢回答。
  ”不会的,不会坏到这样,”妻接嘴说,她的脸上现出平静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妻下班回来,就皱着眉头对他说:”今夭消息的确不大好,说是连独山也靠不住了。又说贵阳天天有警报。”
  ”那么我们怎么办?”母亲张皇地插嘴问道。
  ”除了等着日本人打过来,也没有别的办法,”他断念似地说,又凄凉地笑了笑。他并不害怕,他只有一种疑惑不定的感觉。死,活,灾难对他并没有什么区别。要来的事反正会来,他没有力量挡住它。不来的,更用不着害怕它。
  ”我们不能等死啊,”母亲焦急地说。
  妻怜悯地笑了:”不会到这样地步。该走时大家都会走开。今天还有个同事约我到乡下去暂进一下,说是怕敌人来个大轰炸。我也没有答应。”
  ”你自然比我们有办法,”母亲生气地嘲讽道。
  ”也许罢,我高兴走的时候,我总走得了,”妻故意做出得意的神气答道。
  ”可是小宣呢?可是小宣呢?我跟宣两个人你可以不管,小宣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不能丢开他啊!”母亲挣红脸,大声说。
  他的眼光轮流地望着这两个女人的脸。他想说:”我都要死了,你们还在吵!”可是他不敢说出来。
  ”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用不着你们操心,”妻冷冷地说。
  ”好的,这样你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妈!”母亲咬牙切齿地骂道。
  ”对不起,我不是你那样的人,我也不想活到你那样的年纪,”妻开始变脸色,大声回答。
  ”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说不定过两天大难一来,大家都会——”他忍耐不住,终于痛苦地高声说了。他觉得头痛得厉害,便闭上嘴咬紧了牙齿。
  ”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妻把头偏向一边,昂然说。
  ”我不要听你那些花言巧语,”母亲指着妻骂道。
  ”你们吵罢,你们吵罢,”他气恼地在心里说。她们的声音在他的脑子里撞击,他觉得他的头快要炸开了,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他默默地走向房门。她们不理他。他走出门,一口气跑下楼去。
  他走在人行道上,脑子里还是乱哄哄的。夜的寒气开始洗他的脸,他的脑子渐渐地清醒了。
  ”到哪里去呢?”他问自己,没有回答。他无目的地走着。他又到了那个冷酒馆的门前。
  ”你应该使自己忘记一切,”好象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他朝那个小店里面望。桌子都被客人占据了。只有靠里那张方桌比较空,只坐了一个客人,穿一件旧棉袍,头发长,脸黑瘦。那个人埋着头喝酒,不理睬旁人。”我去拼个位子,”他低声自语道,就走进去,在那个人的对面拉开板凳坐下来。
  ”来一杯红糖!”他大声说。堂倌送来一杯酒。他马上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酒进到肚里,一股热气冒上来,他受不住,打了一个嗝。
  ”文宣,”对面那个客人忽然抬起头来看他,唤他的名字。他呆呆地望着那张带病容的黑瘦脸,一时认不出是谁来。
  ”你认不得我?你吃醉了吗?连老同学——”那个人痛苦地笑了笑。
  ”柏青!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他睁大眼睛,吃惊地说,打断了那个人的话。相貌全变了,声音也哑了,两颊陷进那么深,眼里布满了血丝。围着嘴生了一大圈短短的黑胡子。”你做了什么事?还不到一个月!”他问着,他有点毛骨悚然了。
  ”我完了,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嘶声回答,还勉强做出笑容,可是他笑得象在抽筋似的,牙齿黄得可怕。
  ”不要这样说,柏青,你是不是生过病?”他关心地问,他忘记了自己的苦恼。
  ”病在这里,在这里!”那个人用手指敲着前额说。
  ”那么,你不要喝酒了,快回家去休息,”他着急地劝道。
  ”我要吃,吃了酒才舒服啊,”那个人狞笑地答道,却并不去动面前的酒杯,那里面还有大半杯酒。
  ”那么你快喝干,好回家去,”他催促道。
  ”家!我哪里还有家?你要我到哪里去?”那个人冷笑说。
  ”你住的地方,我陪你回去,”他说。
  ”我没有住的地方,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那个人生气地答道,突然端起杯子,把酒一口喝光了。”痛快!痛快!”他大声说。”我白读了一辈子书,弄成这种样子,真想不到!你知道我住在哪里?有时候我睡小客栈,有时候我就睡马路,我还在你们大门口睡过……”
  ”你喝醉了,不要多说,我们走罢,”他截断了那个人的话,一面站起来叫堂倌来把两个人的酒钱收了。他拉着那个人的膀子,接连说:”走,走。”
  ”我没有醉,我没有醉,”那个人不停地摇头说,不肯站起来。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喝茶去,”他说。
  ”好罢,”那个人站起来,身子摇摆一下,又坐下了。”你先走罢,我多坐一会儿,”那个人痛苦地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
  ”那么到我家去坐坐,树生还一直记挂你的太太,”他温和地说,刚说出”太太”两个字,他马上明白自己说错了话,便闭上嘴不作声了。
  ”你看我这样子怎么能到你家里去!”那个人说,两腮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埋头看看自己的胸膛,右手五根手指在旧棉袍的油腻的前胸上敲了两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摸摸下巴:”我这样的脸貌。”又摇摇头:”不,我不去。我已经死了,你的老同学唐柏青已经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管这些?穿什么衣服,住什么地方,跟朋友有什么关系呢?朋友们都不理我,也好,横竖我已经死了,死了。”最后勉强笑了笑:”你回去罢,不要理我。啊,刚才你还说,你们都记挂我内人。你们都记得她,我怎么能够忘记她!”
  汪文宣掉转头看了看四周,几张桌子上客人的眼光全向着他的同学。他脸红了。
  ”快走罢。那些人都在看你,”他低声催促道。
  ”看我?让他们看罢,我们都是一样,”那个人抬起头望着他,两眼射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眼光,”到冷酒馆来吃酒的就没有一个快活的人。你也一样。”汪文宣听见这句话,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仍旧低声在催促:”不要说了,我们走罢。”
  ”势利,势利,没有一个人不势利!”那个人只顾自己地说下去。”我把人看透了。我那些老朋友,一年前我结婚,他们还来吃过喜酒的,现在街上碰见,都不理我了。哼,钱,钱!”勉强做出轻蔑的笑容。”没有人不爱钱,不崇拜钱!我这个穷光蛋!你死罢,最好早点死,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好!”忽然站起来:”我跟你去看看大嫂。我内人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要到府上去拜望大嫂,现在……”说不下去开始抽泣了。
  汪文宣拉着那个同学的膀子走出了酒馆。两个人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同学忽然站住,说:”我不去了。”
  ”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他问。
  ”我也不知道。你不要管我,”那个人坚决地说。
  ”柏青,这样不行,你到我家里去住一晚罢,”他同情地劝道,又把那个人的膀子拉住。
  ”不!不!”那个人摇头说。
  ”柏青,你不能这样,你该记得你从前的抱负,你振作起来罢,”他痛苦地大声说。他只想哭。
  他们又往前走了几步,刚刚要转进他住的那条街,那个人忽然固执地大声说:”不,我要走。”又说:”你放我!”挣脱了他的手,那个人就跑下马路朝对面跑去。
  ”柏青!柏青!”他失望地唤着。他要跑过去追那个人。他听见一阵隆隆的声音,接着一声可怖的尖叫。他的眼睛模糊了,他仿佛看见一辆大得无比的大卡车在他的身边飞跑过去。
  人们疯狂地跑着,全挤在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十字街口马上围了一大群人。他呆呆地走过去,站在人背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觉得一个可怖的黑影罩在他的头上。
  ”好怕人!整个头都成了肉泥,看得我心都紧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说。
  ”我说象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行驶卡车。这个月辗死好几个人了。前天在小十字辗死一位年轻太太,那才惨!车子也是逃掉了,还跌伤一个警察,”另一个声音说。
  他醒了过来。他明白了。他恐怖地、痛苦地叫了一声。但是他的喉咙哑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他一脸。他心里难过得厉害。他浑身发冷。
  他悄悄地离开人群走回家去。没有人注意他。只有一个声音伴送他到家。那个熟习的声音不断地嚷着:”我完了,我完了。”
  他推开房门。电灯相当亮。妻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她放下书抬起头看他,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亲热地问了一句:”你又到冷酒馆去了?”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费力地吐出一句:”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大声说:”宣,你回来了!”
  ”什么梦?你怎么了?休息一会儿罢,”妻温和地说。
  他想答话。但是那声可怕的尖叫还在他的脑子里震响。他的精力竭尽了,他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努力支持着。两对急切、关怀、爱怜的眼睛望着他,等待他的答话。他一着急,嘴动了,痰比话先出来,他的心在燃烧。
  ”血!血!你吐血!”两个女人齐声惊呼。她们把他搀到床前,让他躺下来。
  ”我完了,我完了,”他迷迷糊糊地念着那句可怕的话,脑子里还响着那声尖叫,眼泪象水似地流下来,他觉得他再没有力气挣扎了。他顺从地闭上了眼睛。

  工厂开工了,确切地说,只有一个车间,纺纱车间开了工。马克斯照料纺纱车间全力以赴,整天整天不出来一步。因为每逢开工,机器总是常出毛病,他也就变成车工、机械师、工人和主任了;他无处不在,几乎什么都亲自动手。准备出售的第一批纱已经打好包,通过了公司检查,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喜悦;他感到自己的努力苦干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博罗维耶茨基也是一样全力以赴,如痴如狂地从事其他车间的收尾工作,因为他想在冬天来临以前全部开工。

  夜半,我又被那个噩梦所惊醒。梦里,是妈妈苍白的脸,瞪著大大的恐怖的眼睛,和零乱披散的长发。她捉住了我的手臂,强迫我看我的蚕匣。蚕匣里,在那些架好的麦秆中,一个个白色的,金黄的,鹅黄的蚕茧正像城堡般林立著。妈妈把我的头按在匣子的旁边,嚷著说:
  “看哪!看哪!一个黑茧!黑色的茧!咬不破的茧!那是我的茧呀!我的茧呀!我织成的茧呀!”
  我挣扎著,摇著我的头,想从妈妈的掌握中逃出去,但妈妈把我的头压得那么紧,我简直无法动弹,她的声音反复的、凄厉的在我耳边狂喊:
  “一个黑茧!一个黑茧!一个黑茧!……”
  我的头几乎已被塞进蚕匣子里去了,我的颈骨被压得僵硬而疼痛,那些蚕茧全在我眼前跳动了起来。
  于是,我爆发了一声恐怖的尖叫……

  而莫雷茨,则管理工厂的全部商业事宜和一部分行政工作。

  他也奋发努力地工作,因为他想,这是在为自己工作。他正在越来越牢固地掌握工厂的所有权,但是工厂依然需要金钱。卡罗尔没有现金,所以莫雷茨便亲自奔波,一方面通过代理人,最主要是通过斯塔赫·维尔切克东扯西借弄钱作支出和付工资之用,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假手他人买进博罗维耶茨基的股票和期票。

  梦醒了,我正躺在床上,浑身都是冷汗,四肢瘫软无力。我坐了起来,拂去了额上的汗,伸手开亮了床头柜上的小台灯。灯光使我一时睁不开眼睛,然后,我看到一苇在沉睡中因灯光的刺激而蹙了蹙眉头,翻了一个身,又呼呼大睡了起来。梦中的余悸犹存,我无法再睡了。用手抱著膝,我审视著睡在我身边的一苇,他那安详自如的睡态忽然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我用手推推他,他嘟囔著喃喃的哼了句什么,一翻身,又睡了。我再推他,推得又猛又急,他连翻了两个身,终于给我弄醒了。他揉揉眼睛,睡眼惺忪的望著我,皱著眉不耐的说:“你做什么?”“我不能睡,我做恶梦。”我噘著嘴说。
  “噢,”他的眉毛皱得更紧了:“现在醒了没有?”
  “醒了。”“那么,再睡吧!”他简明扼要的说,翻身过去,裹紧了棉被,又准备入睡了。我扳住他的肩膀,摇摇他,不满的说:
  “我告诉你,我睡不著嘛!”
  “睡不著?”他不耐的说:“那么,你要我怎么办?思筠,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关上灯,睡吧!别吵了。”
  说完这几句,他把棉被拉在下巴上,背对著我,一声也不响了。我仍然坐在那儿,凝视著窗玻璃上朦朦胧胧的树影,忽然觉得一股寒意正沿著我的脊椎骨爬上我的背脊。我再看看一苇,只这么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又打起鼾来了。在他起伏的鼾声中,我感到被遗弃在一个荒漠中那样孤独惶恐,我耸耸鼻子,突来的委屈感使我想哭。但是,我毕竟把那已经涌进眼眶里的眼泪又逼了回去。是的,我已不是孩子了,在超越过孩子的年龄之后,哭与笑就都不能任意而发了。我关上台灯,平躺在床上,瞪视著黑暗中模糊的屋顶,我知道,这又将是个不眠之夜。我必须这样静卧著,在一苇的鼾声里,等著窗外晓色的来临。拂晓时分,我蹑手蹑脚的下了床,披著晨褛,穿著拖鞋,我走到晓雾蒙蒙的花园里。我们的小下女还没有起床,厨房顶上的烟囱冷冰冰的耸立在雾色之中。我踏著柔软的草坪,在扶桑花丛中徜徉。清晨那带著凉意的空气软软的包围著我,驱尽了夜来恶梦的阴影。我在一棵茶花树下的石头上坐下、静静的聆听著那早起的鸟儿的鼓噪之声,和微风在树梢穿梭的轻响。天渐渐亮了,远远的东方,朝霞已经成堆成堆的堆积了起来。接著、那轮红而大的太阳就爬上了屋脊和椰子树的顶梢,开始驱散那些红云,而变得越来越刺目了。我调开眼光,厨房顶上,浓烟正从烟囱里涌出,袅袅的升向云天深处。显然,小下女已经起身给我们弄早餐了。
  我继续隐匿在茶花树下,一动也不动,仿佛我已变成化石。一只小鸟落在我的脚前,肆无忌惮的跳蹦著找寻食物,它曾一度抬头对我怀疑的凝视,然后又自顾自的跳跃著,相信它一定以为我只是个塑像。直到我头顶的树上飘落了一片叶子,小鸟才受惊的扑扑翅膀,飞了。我摘下茶花的一串嫩叶,送到鼻尖,去嗅著那股清香。太阳已增强了热力,草地上的露珠逐渐蒸发而消失,我站起身,茫然四顾,深呼吸了一下,我开始准备来迎接这无可奈何的新的一天。
  当我轻悄悄的走进房间,一苇已经在餐桌上享受他的早餐,一份刚送来的晨报遮住了他整个的脸,我只能看到他的胳膊和握著报纸的手。我轻轻的拉开椅子,坐在他的对面,暗中好奇的等待著,看他过多久可以发现我。他放下了报纸,端起面前的稀饭,一面盯著报纸,一面挟著菜,眼光始终没有对我投过来。我不耐的轻咳了一声,他仍然恍如未觉。我发出一声叹息,开始默默的吃我的早餐。
  他终于吃完了饭,一份报纸也看完了,抬起头来,他总算看到了我。我停住筷子,望著他,等著他开口。但他什么都没说,好像我生来就是坐在他对面的,就像墙上挂著的水彩画一样自然。摸出一支烟来,他燃著了烟,头靠在椅背上,瞪视著天花板,像个哲学家般沉思,同时慢条斯理的吐著烟圈。一支烟抽完,他站起身来,问:
  “几点了?”“差十分八点。”我说。并没有看表,他的行动比钟表更准确可靠。“我去上班了,再见。”
  “再见。”我轻声说。听著他的脚步声穿过房间,听著一连几道门的开阖声响,听著皮鞋踩在花园的碎石子小径上,再听著大门被带上时那最后的“砰”然一声,留下的就是无边无际的寂静,和胶冻得牢牢的冲割不破的冷漠的空气。我端起饭碗,毫无食欲的望著那热气腾腾的稀饭,一直到热气涣散而全碗冰冷,才废然的放下碗,走进客厅里。
  蜷缩在一张对我而言太大了的沙发中,用椅垫塞住背脊后的空隙,拿起一本看了几百次的葛莱齐拉,我静静的斜倚著,像只怕冷的小猫。小下女悄悄的走进来,把一杯香片放在我身边的小几上。“太太,今天吃什么菜?”
  “随便。”小下女走开了。随便!无论什么事都随便,何况是吃什么菜?管他吃什么菜,吃到嘴里还不是同一的味道!
  就这样斜倚著,让时间缓缓流去,让空气凝结。微微的眯起眼睛,希望自己陷入半睡半醒昏昏沉沉的境界。无知比有知幸福,无情比有情快乐,而真正幸福快乐的境界却难以追寻。我似乎是睡著了,一夜失眠使我容易困倦,我眼睛酸涩沉重,而脑子混沌昏蒙。隐隐中,我又看到了那个黑色的棺木,黑色,长形,他们正用绳子把它坠入那暗沉沉的坑穴里去。黑色的棺木,黑色的茧!咬不破的茧!我发狂的冲过去,大声的哭叫:“不要!不要!不要把妈妈钉死在那个黑茧里面!不要!不要!妈妈咬不破它,就再也出不来了!”
  有人把我拦腰抱起,用一床毛毯裹住我,我闭著眼睛在毯子里颤抖啜泣。睁开眼睛,我接触到爸爸憔悴而凄凉的眼光。他低头望著我。“别哭,思筠,妈妈已经死了,她死去比活著幸福。”“不要那个黑茧!不要那个黑茧!”我仍然狂叫著。
  爸爸把我抱离墓地,有几个亲戚们接走了我,她们拍我,摇我,哄我,然后又彼此窃窃私议:
  “看吧!这孩子八成有她母亲疯狂的遗传,你听她嘴里嚷些什么?大概已经疯了。”
  疯了?已经疯了?我坐正了身子,甩甩头,把坐垫放平。那杯香片茶已经冷了,我啜了一口,冷冷的茶冰凉的滑进肚子里,使我颤栗了一下。疯了?或者疯狂的人比不疯狂的人快乐,因为他已没有思想和欲望。对不对?谁知道呢?
  时间过得那么慢,一个上午还没有溜走三分之一。我站起身来,走进了花园里。花园中阳光明亮的在树叶上反射,我眨了眨眼睛,迎著太阳光望过去,只几秒钟,就眼花缭乱了。人的眼睛真奇怪,能习惯于黑暗,却不能习惯于光明。大门响了,小下女提著菜篮气急败坏的跑进来,看到了我,她喘息的拉住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太太,有一个男人在我们家门口,已经三天了。他每天看著我,我一出门就可以看到他,总是盯著我。刚刚我去买菜的时候他就在,现在他还在那儿,就在门外的电线杆底下!”
  我注视著小下女,难道她已经足以吸引男人了?我冷眼打量她,扁脸,塌鼻子,满脸雀斑,一张合不拢的阔嘴,永远露在嘴外的黄板牙。再加上那瘦瘦小小尚未发育的身子。我有些失笑了,摇摇头说:“没关系,大概是过路的,别理他!”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敞著的大门口就出现了一个男人,穿著件白色尼龙夹克,一条咖啡色的西服裤。一对锐利的眼光从披挂在额前的乱发下阴鸷的射过来。小下女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嚷著说:“就是他!太太,就是他!”
  那个男人跨进门里来了,背靠著门框,用手拂了拂额前的头发,静静的凝视著我。我浑身一震,心脏迅速的往下沉,似乎一直沉进了地底。不由自主的,我深吸了口气,向后退了一步。小下女躲在我的身后发抖。终于,我能克制自己了,我回转身,推开了小下女,说:
  “走开!没有事,这是先生的朋友。”
  然后,我走近他,竭力遏制自己说:
  “我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
  他苦笑了一下,说:“回来一星期了。”“今天才来看我?”我问,尽量把空气放松。“进客厅里来坐,好吗?门口总不是谈话的地方。”
  我叫小下女关好大门,领先向客厅走。他耸耸肩,无可无不可的跟著我。走进了客厅,他站在屋子中央,四面审视,然后坐进沙发里,扬扬眉毛说:
  “唔,好像很不坏。”“这幢房子是一苇的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我说。
  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把香烟盒子递过去,他望著烟盒,并不拿烟,只幽幽的说:
  “你冷吗?你的手在发抖。”
  我震动了一下,把烟盒放在桌上,瑟缩的坐进沙发中。他从椅子里拿起一本书,是那本葛莱齐拉,他看看封面,又看看我。“还是这本书?依然爱看吗?记得后面那首诗?‘旧时往日,我欲重寻!’人,永远在失去的时候才会去想‘重寻’,是吗?还有那最后一句话:‘她的灵魂已原谅了我,你们,也原谅我吧,我哭过了!’是的,一滴眼泪可以弥补任何的过失,那么,你哭过没有?”“没有事需要我哭。”我低低的说。
  “是吗?”他盯著我,嘴边带著一丝冷笑。然后,他注视了我一段长时间。“为什么婚姻生活没有使你的面颊红润?为什么你越来越瘦骨嶙嶙了?”他咄咄逼人的问。
  “健群,你——”“健群?”他站了起来,走近我、低头望著我:“终于听到你喊出我的名字了,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叫什么了。”
  我跳了起来,神经紧张的说:
  “健群,你到底来做什么?你想要怎么样?”
  “我吗?”他逼视著我的眼睛:“我在你门外等了二天,希望你能出去,但是,你把自己关得真严密呀!好几次我都想破门而入了。”他忽然一把抓住了我,在我还没有弄清他的来意之前,他的嘴唇已经紧压在我的嘴唇上面了。我没有挣扎,也没有移动。一吻之后,他抬起头来,他的眼睛血红,沙哑著声音说:“这就是我的来意。”接著,他就用力把我一摔,摔倒在沙发中,他举起手来,似乎想打我。但,他的手又无力的垂了下去,他咬著牙说:“思筠,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傻事?”说完这一句,他掉转头,迈开大步,径自的走了出去。马上,我就听到大门碰上的声响。
  我瘫软在椅子里,无法动弹。小下女端著一杯茶走出来,惊异的说:“咦,客人呢?”“走了。”我说。走了,真的,这次是不会再回来了。人,反正有聚则有散,有合则有分。傻事!谁能评定什么是真正的傻事,什么又是真正聪明的事呢?我闭上眼睛,笑了。虽然眼泪正泛滥的冲出眼眶,毫无阻碍的沿颊奔流。

  他还注意到,格罗斯吕克说博罗维耶茨基工厂开工后波兰人会抬起头来的话,实在不无先见之明。

  在罗兹已有风闻,说波兰人正在制订几项建设工厂的计划;更糟糕的是,舆论界还为此大吹大擂,有人对用户证明犹太人的产品是便宜的劣质货,因此在某些阶层的用户中就产生了某种抵制运动。

  故事应该从妈妈死后说起。
  “思筠,你知道你母亲怎么会疯?怎么会死的吗?”姨妈牵著我的手,忿忿不平的问。
  我摇摇头,九岁的我不会懂得太多的事情。
  “我告诉你。”姨妈的嘴凑近了我的耳边:“因为你爸爸姘上了一个寡妇,你妈妈完全是受刺激才疯的。现在,你妈死了,我打包票,不出两年,这个女人会进门的,你看著吧!”然后,她突然揽住我,把我的小脑袋挤压在她扩大的胸脯上,用悲天悯人的口气,凄惨的喊:“我小小的思筠哩,你怎么得了呀,才这么点大就要受后娘的虐待了!想你小时候,你妈多疼你呀,可怜她后来疯了,连你都认不清!我的小思筠,你怎办才好呢?那狐狸一进门,还会带个小杂种进来,你看著吧!”我傻傻的倚著姨妈,让她播弄著,听著她哭哭啼啼的喊叫,我是那样紧张和心慌意乱。爸爸和另外一个女人,那是什么意思?我真希望姨妈赶快放掉我,不要这样眼泪鼻涕的揉搓我。终于,她结束了对我的访问和照顾。但是,她眼泪婆娑的样子却深深的印在我脑中。
  姨妈的话说准了,妈妈死后的第二年,萱姨——我的继母——进了门,和她一起来的,是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比我大三岁的健群。萱姨进门的那一天,对我是多么可怕的日子!我畏怯的躲在我的小屋内,无论是谁来叫我都不肯出去,尽管外面宾客盈门的大张酒席,我却在小屋内瑟缩颤抖。直到夜深人静,客人都已散去,爸爸推开了我的房门,犹如我还是个小女孩一般,把我拦腰抱进客厅,放在一张紫擅木的圈椅中,微笑的说:“这是我们家的一颗小珍珠,也是一个最柔弱和可爱的小动物。”说完,他轻轻的吻我的额角,退到一边。于是,我看到一个纤细苗条的中年妇人,带著个亲切的微笑俯向我,我怯怯的望著她,她高贵儒雅,温柔细致,没有一丝一毫像姨妈嘴中描写的恶妇,但我却喊不出那声“妈”来。她蹲在我的面前审视我,把我瘦骨嶙峋的小手合在她温暖柔软的双手中,安详的说:“叫我一声萱姨?”我注视她,无法抗拒,于是我轻声的叫了。她又拉过一个瘦高个的男孩子来,说:
  “这是健群。你的哥哥。”
  健群,那有一对桀骜不驯的眼睛,和执拗顽固的性格的男孩,竟成为我生命中的毁星。那天晚上,他以一副冷漠的神情望著我,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只对我轻蔑的皱了皱眉头。萱姨进门没多久,由于时局不定和战火蔓延,我们举家南迁台湾,定居于高雄爱河之畔。
  我承认萱姨待我无懈可击,可是,我们之间的生疏和隔阂却无论怎样都无法消除。自从妈妈死后,我就有做恶梦的习惯。每次从梦中狂叫而醒,萱姨总会从她的屋里奔向我的屋中,为我打开电灯,拍我,安慰我。但,每当灯光一亮,我看到她披垂著一肩柔发,盈盈的立在我的床前,都会使我一阵寒凛:梦里是疯子妈妈,梦外却是杀死妈妈的刽子手!这念头使我周身震颤,而蜷缩在棉被里啜泣到天亮。
  我从没有勇气去问爸爸,关于妈妈的疯,和妈妈的死,我也从没有把妈妈对我提过的“黑茧”告诉任何人。我让我稚弱的心灵去盛载过多的秘密和疑惑。但我相信姨妈的话,相信萱姨是妈妈致死的最大原因。因而,我对萱姨是畏惧和仇恨兼而有之,却又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模糊的好感,只因为她高贵儒雅,使人难以把她和罪恶连在一起。
  健群,那个沉默寡言而坏脾气的男孩子,从他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们就很少接近,足足有三年的时间,我们见了面只是彼此瞪一眼,仿佛我们有著几百年的宿怨和深仇大恨。直到我读初中一年级那年的夏天,一件小事却扭转了整个的局面。那个夏季里,爸爸和萱姨曾作日月潭之游,家中留下了我和健群,还有一个雇了多年的下女。那是暑假,我整日躲在自己的屋内,只有吃饭时才出来和健群见面。爸爸出门的第三天,寄回来了一封信,是我先收到信,封面上写的是健群的名字,但却是父亲的笔迹。我略微迟疑了一下,健群正在吃早餐,我拆开信,走进餐厅里,谁知这封信一个字都没有写给我,完全是写给健群一个人的,全信叮嘱他照顾家和照顾我。由于信里对我没有一丝温情,使我觉得感情和自尊都受了伤。我把信扔到他的面前,信在到达桌子之前落在地上,他低头看了看信封,顿时冷冷的抬起头来,盯著我说:
  “你没有权拆这封信!”
  “是我的父亲写来的,不是你的父亲!”我生气的说。
  “你以为我希奇他做我的父亲!”他对我嗤之以鼻:“不过,你没有资格拆我的信。”他侮辱了爸爸,使我非常气愤。
  “我高兴拆就拆,你不是我们家的人,你妈妈也不是,你是个杂种。”他用怒目瞪我,双手握著拳,欲伸又止。
  “你是个小疯子!”他叫。
  “我不是!”我喊。“你妈妈是疯子,你也是疯子!”
  我站著,我不大会吵架,委屈一来,我最大的武器就是眼泪,于是,我开始抽抽噎噎的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越想越气,越气就越说不出话,而眼泪就越多了。我的眼泪显然收了效,健群放开了握著的拳头,开始不安起来,他耸耸肩,想装著对我的哭满不在乎,但是失败了。他对我瞪瞪眼,粗暴中却透著忍耐的喊:“好了好了,我又没有说什么,只会哭,一来就哭,读中学了还哭!”我仍然抽抽搭搭不止,然后,我终于憋出一句话来:
  “我妈妈就是因为你妈妈的原因才疯的,你们都是刽子手!”说完,我掉转头,走回我的房里,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有大雷雨。我躲在我的屋内,没有出去吃晚餐,而是下女送到屋里来吃的。窗外,雷雨一直不断,电光在黑暗的河面闪烁,不到晚上九点,电路就出了毛病而全屋黑暗,我蜷缩在床角,凝视著窗外的闪电,和那倾盆而下的雨滴。下女给我送了一支蜡烛来,灯光如豆,在穿过窗隙的风中摇曳。我躺著,许久都无法成眠,听著风雨的喧嚣,想著我那疯狂而死的妈妈,我心情不定,精神恍惚,一直到午夜,我才朦胧睡去。我立即受到恶梦的困扰,我那疯子妈妈正披著头发,瞪著死鱼一样的眼睛,掐住我的脖子,叫我看她的黑茧。我狂喊了起来,挣扎著,大叫著……于是,我听到一声门响,接著,有两只手抱住了我,粗鲁的摇我,我醒了。睁开眼睛,我发现我正躺在健群的臂弯中。他用棉被裹住我,黑眼睛迫切的盯著我,不停的拍著我的背脊:
  “没事了,思筠,没事了,思筠。”他反复的说著。
  我不叫了,新奇的看著他,于是,他也停止了说话,呆呆的望著我,他的眼睛看来出奇的温柔和平静,还混合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然后,他把我平放在床上,把棉被拉在我的下巴上。站在床边,低头凝视我。电还没有来,桌上的蜡烛只剩了小小的一截,他的脸隐显在烛光的阴影下,神情看来奇异而莫测。接著,他忽然对我微笑了,俯头吻吻我的额角,像爸爸常做的那样,轻声的说:
  “没事了,睡吧。雨已经停了。”
  可不是吗?雨已经停了。我阖上眼睛,他为我吹掉了蜡烛,轻悄的走出去,关上了房门。
  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忽然变了,他开始像一个哥哥般待我,但他也会嘲谑或戏弄我。时间飞逝,转瞬间,我已长成,而他也踏入了大学之门。
  他考上了台大,到北部去读书了,我仍然留在高雄家中,我十七岁那年,认识了一苇。
  一苇,那是爸爸一个朋友的儿子,家庭殷富。那时,他刚刚大学毕业,在他父亲的公司中做事,卜居于高雄。由于我正困扰于大代数和物理化学等沉重的功课,他被请来做我的义务家庭教师。他和健群有一点相似,都是瘦高条的个子,但健群固执倔强,他却温文秀气,戴著副近视眼镜,不苟言笑。每日准时而来,对我督责之严,宛若我的父兄。他恂恂儒雅,极为书卷气,和健群的暴躁易怒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我从来没有把我少女的梦系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太严正不阿,缺乏罗曼蒂克的味道。十八岁,那是丰富的一年。暑假中,健群由台北归来,那天我正巧不在家。回来的时候,爸爸告诉我:
  “健群来了,在你的屋里等你呢!”
  我跑进屋内,健群正坐在我的书桌前面,偷看我的日记。我喊了一声,冲过去抢下日记本来,嚷著说:
  “你不许偷看别人的东西。”
  他站起来,拉开我的双手,上上下下的望著我,然后把我拉近他,凝视著我的脸,说:
  “你就是心事太多,所以长不胖。”
  说完,他又笑了起来:
  “还做不做恶梦?”“有的时候。”“是吗?”他注视我,吸了口气说:“你好像永远是个孩子,那样怯生生,弱兮兮的。但,我等不及你长大了。”于是,他忽然吻住了我。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早有预感。可是,当他和我分开后,我一眼看到悄然从门口退开的萱姨,和她脸上所带著的微笑,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寒栗了。我开始明白,我和健群的事,爸爸和萱姨间已有了默契,而早就在等待著了。这使我微微的不安,至于不安的确切原因,我也说不出来。可是,当夜,那恐怖的梦境又捉住了我,妈妈的脸,妈妈的眼睛,妈妈的狂叫……
  从梦中醒来,我坐在床上沉思,在浸身的冷汗和毛骨悚然的感觉里,我觉得我那死去的妈妈正在阻止这件婚事,我仿佛已听到她凄厉的声音:
  “思筠!你不能嫁给仇人的儿子!思筠!你不能接近那个男人!”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我迷迷茫茫的陷在一种情绪的低潮中,我提不起兴致,我高兴不起来,整日整夜,我都和那份抓住我的惶恐作战。也因为这惶恐的感觉,使我无法接近健群,每当和他在一起,我就会模模糊糊的感到一种恐怖的阴影,罩在我们的头上,使我昏乱,使我窒息。
  我的冷淡曾那么严重的激发了健群的怒气,他胡思乱想的猜测我冷淡他的原因,而莫名其妙的发我的脾气。他个性执拗而脾气暴躁,一点小小的不如意就会使他暴跳如雷。一天,他坚邀我去大贝湖玩,我不肯,他竟抓住我的两只手臂,把我像拨浪鼓似的乱摇,一直摇得我的头发昏,他才突然停止,而用嘴唇堵住我的嘴,喃喃的说:
  “对不起,思筠,对不起。”
  整个的暑假,我们就在这种易怒的,紧张的气氛中度过。在这段时期,一苇仍然天天来教我的功课,健群和他谈不来,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钟摆”。说他的一举一动,都和钟摆一样的规律。暑假结束,健群又束装准备北上。奇怪的是,我非但没有离情之苦,反而有种类似解脱的快乐。他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在我的房间中,他猛烈的吻我,我被动而忍耐的让他吻,但,却隐隐的有犯罪的感觉。下意识中,我觉得我那疯子妈妈正藏匿在室内的一个角落,监视著我的一举一动。这使我对接吻厌恶,仿佛这是个刑罚。于是,忽然间,健群推开我,望著我说:
  “你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嘛。”我说。
  他凝视我,研究的在我的脸上搜索。
  “有时,我觉得你是个毫无热情的小东西,”他说:“你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瞠目不语。“思筠!”他把我的手压在他的心脏上。“你知道我爱你吗?”我点点头。“那么,你爱我吗?”我张大了眼睛望著他,半天都没有表示。他显得不耐烦了,他一把拖过我,用两只手捧住我的脸说:
  “如果你弄不清楚,就让我来告诉你吧!让我来教你如何恋爱,如何接吻。”他的头对我俯过来,狂热而猛烈的吻住了我,那窒息的热力使我瘫软无力,我不由自主的反应著他,不由自主的用手环住他的脖子。我感到心境一阵空灵,仿佛正置身于飘然的云端……但是,我忽然打了个寒战,推开了他,我环顾著室内,我又觉得妈妈正在室内,恐怖使我汗毛直立。
  “你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健群问。
  “我不知道,”我喃喃的说:“我真的不知道。”
  健群凝视我,然后说:
  “你同意我们先订婚吗?”
  “我们是兄妹。”我随手抓来一个藉口。
  “我姓罗,你姓徐,算什么兄妹,我已经查过了,我们是绝对可以结婚的。”“等——我大学毕业!”
  他望著我,皱拢了眉头,接著,他就放掉了我,回头向门外走,一面说:“希望我寒假回来的时候,情况能够变好一点。”
  寒假很快就来临了,我们的情况并没有变好,相反的,那种紧张的情形却更严重,他变成了对我的压力,他越对我热情,我就越想逃避。而在内心深处,我又渴望著接近他。我自觉像个精神分裂的患者,当他疏远我时我想念他,当他接近我时我又逃避他。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他性情恶劣,脾气暴躁,随时他都要发脾气,事后再向我道歉。我则神经紧张,衷心痛苦。我无法解除和他在一起时的那种犯罪感。妈妈那苍白的脸,和突出的眼睛飘荡在任何地方,监视著我与他。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成大。四年大学生活,一纵即逝。我依然经常回高雄和健群见面,依然维持那种紧张而胶冻的状态。健群已经毕业,为了我,他放弃了北部很好的工作,而在南部一个公营机构中当了小职员。一苇也常常来我们家,他不再教我功课,却常常坐在我们的客厅中,看报纸,听唱片,一坐三四小时闷声不响。谁也不知他的来意,他也不要人陪他,仿佛坐在我们的客厅中很能自得其乐。有一次,健群狐疑的说:“这家伙八成是在转思筠的念头!”
  我失声笑了,因为我怎么都无法把一苇和恋爱联想在一起。可是,健群却留了心,下次一苇再来的时候,健群就故意在他面前表示对我亲热,甚至于揽我的腰,牵我的手。但,一苇却神色自若,恍如未觉。于是,我们就都不在意他了。
  一晃眼,我已大学毕业。那天,我们全家开了一个圆桌会议,讨论的中心,是关于我和健群的婚事。看他们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我又强烈的不安起来。我缩在沙发椅里,垂著头,咬著大拇指的手指甲,一声也不响。他们谈得越高兴,我就越惶惑。最后,萱姨说:
  “我看,就今年秋天结婚算了,把健群现在住的那间房子改做新房,反正房子大,小夫妇还是和我们这老夫妇住在一起吧,大家热闹点儿。”“我想到一个问题。”爸爸笑著说:“添了孙子,叫我们爷爷奶奶呢?还是外公外婆呢?”
  于是,他们都大笑了起来,似乎这问题非常之好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那种惶恐的感觉愈加强烈。忽然间,一股寒气爬上了我的背脊。我茫然四顾,又感到妈妈的眼睛!冷汗从我发根中冒出,我的手变冷了。于是,我猛的跳了起来,狂喊了一声:“不!”所有的人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我领略到自己的失态,嗫嚅著说:“我——我——暂时不想谈婚姻。”
  健群盯著我,问:“思筠,你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不想结婚。”我勉强的说。
  健群的脸色变白了,他的坏脾气迅速发作,咬著牙,他冷冷的望著我说:“你不是不想结婚,你只是不想嫁给我,是不是?我知道了,你在大学里已经有了称心如意的男朋友了,是不是?你不愿嫁给我!是不是?”我头上冷汗涔涔,心中隐痛,我挣扎著说:
  “不,不,不是……”“思筠,”爸爸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萱姨一直以研究的神情冷静的望著我,这时,她忽然温和的说:“思筠,你的脸色真苍白,你不舒服吗?如果我建议你去看看医生,你反不反对?”
  “医生?”我皱著眉问。
  “是的,我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是个心理医生,如果你去和他谈谈,把你心中的问题告诉他,我想,他一定会对你有点帮助。”我望著萱姨,突然爆发了一股强烈的怒气,我站起身,直视著她的脸,心中翻涌著十几年来积压已久的仇恨,这仇恨被萱姨一句话引动,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止,我大声的叫了起来:“我知道,你们以为我有神经病!以为我和妈妈一样疯了!我不嫁健群,就是我有病,是吗?我为什么该一定嫁给他?你们认为我是疯子,是吗?你们错了,我不会嫁给健群,我永不嫁给他!我恨你们!你们三个人中的每一个!我恨透了!恨透了!恨透了!”我蒙住脸,大哭了起来,返身向我的房间跑,跑了一半,我又回过头来,指著萱姨说:“你不用逼我,你和爸爸使妈妈受刺激而疯狂,而死亡,你们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我恨了你们十几年了!你现在想再逼疯我?我不会疯!我永不会疯!”我跑进屋内,关上房门,眼前金星乱迸,脑中轰然乱响。扶著门把,我的身子倚著门往下溜,终于躺倒在地板上,昏昏然失去了知觉。
  我病了一段时期,发高烧,说呓语。在医院里,我度过了整整一个秋天。当我恢复知觉之后,我是那样期望能见到健群,但是他从没有到医院里来看我,失望和伤心使我背著人悄悄流泪。可是,爸爸来看我时,我却绝口不提健群。爸爸常到医院来,萱姨却一次也没来过。对于我上次的那番话和健群与我的婚事,爸爸都小心的避免谈及。当爸爸不来的时候,我就寂寞的躺在白色的被单中,瞪视那单调而凄凉的白色屋顶。于是,一天,一苇来了。他坐在我的床前达三小时,说不足五句话。但,我正那么空虚寂寞,他的来访仍然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然后,当他起身告辞时,却突然冒出一句意外的话来:“思筠,你病好了,我们结婚吧。”
  我一愣,他的神色安静而诚恳,斯文儒雅的面貌像个忠厚长者。我愣愣的说:“你是在向我求婚吗?”
  “不错,”他点点头:“怎样?”
  我呆呆的望著他,这个求婚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可是,想起健群居然不来看我,想起萱姨的仇恨,想起那个我极欲逃避的“家”。我流泪了,在泪眼婆娑中,我默默的点了头。
  我的病好了,形销骨立。我原本就太瘦弱,如今更是身轻如燕,走起路来都轻飘飘的。出了院,我回到家里,竟然没有看到健群,萱姨仍然用一贯的温和来待我,也不再提起健群。冬天,我和一苇结了婚,健群没有参加婚礼。直到我婚后,爸爸才透示我,自从我发脾气大骂的那一天起,健群就离家远走,一直没有消息。
  婚后的一天,爸爸来看我,在我的客厅中,他执著我的手,诚挚的说:“思筠,你母亲不是因为萱姨而疯的,她是为了一个男人。”“爸爸!”我叫:“你说谎!”
  爸爸摇摇头,深深的望著我说:
  “那是真的。思筠,你母亲不应该嫁给我,那是一桩错误的婚姻,她一点也不爱我。她原有个青梅竹马的情人,但她的父亲却做主让她嫁了我,我们婚后没有一丝一毫的乐趣,只是双方痛苦。你母亲是个好人,是个有教养的女人,教养和道义观使她不能做出对不起我的事,而她又无法抗拒那个男人……思筠,你慢慢会了解的,她把自己禁制得太严了,她思念那个人,又觉得对不起我,长期的痛苦造成了精神的分裂。至于萱姨,那是你母亲精神失常之后,我才接近的。”
  我震动,我叹息。我相信这是真的,妈妈,可怜的妈妈!她,和她的黑茧!咬不破的黑茧!但,我为什么该在她的黑茧的阴影下失去健群?健群!那桀骜不驯的男孩子!那个被我所爱著的男孩子!

  许多跟一等富豪家族、要求颇高的富有主顾们打交道的办事员们,开始收集博罗维耶茨基厂的产品类型的情报。

  可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担心。莫雷茨有一次无意识地向卡罗尔透露了,卡罗尔高兴得哈哈大笑了一阵,说:

  时间慢慢的拖过去,我结婚三个月了。而健群却像地底的伏流般突然的冒了出来。一切的平静,冬眠著的岁月又猛的觉醒了。蜷缩在那沙发中,我一动也不想动,健群关上大门的那声门响依然震荡著我,他在我唇上留下的吻痕似乎余韵犹存。我睁开眼睛,窗外的阳光刺眼,春天,这正是春天,不是吗?一切生物欣欣向荣的季节,但,我心如此之沉坠!重新阖上眼睛,我感受著眼泪滑下面颊的痒酥酥的感觉。“原谅我吧,我已经哭过了!”这是葛莱齐拉中的句子,那么,原谅我吧!健群。小下女来请我去吃午饭,已经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吗?也好,午饭完了是晚饭,晚饭完了就又过去了一天。勉强咽下了几粒坚硬的饭粒。我又回到客厅里,继续蜷伏在沙发中。望著窗外的日影西移,望著室内由明亮而转为暗淡,望著迷迷蒙蒙的暮色由窗隙中涌入。我睁著眼睛,凝著神,但没有思想,也无意识,似乎已睡著了。
  “为什么不开灯?”突来的声浪使我一惊,接著,电灯大放光明。我眨眨眼,一苇正脱掉皮鞋,换上拖鞋,在我对面的沙发中懒散的坐下来。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竟没有听到他开门的声音。我坐正身子,凝视著他,他燃起一支烟,慢吞吞的从公事包里拿出一本美国的地理杂志,我本能的痉挛了一下,又是地理杂志,除了书籍之外,他还会有别的兴趣吗?
  “喂!”我说。“嗯?”他皱皱眉,不情愿的把眼光从书上调到我的脸上。
  急切中,我必须找出一句话来,无论如何,我已经被冰冻的空气“冷”够了。“今天,健群来了。”我说。
  “哦,是吗?”他不经心的问,眼睛又回到书本上去了。
  我有点难堪,却有更多的愤懑。一段沉默之后,我说:“你知道,我曾经和健群恋爱过。”
  大概我的声音太低了,他根本没有听到,我提高声音,重说了一遍,他才猛悟似的说:
  “唔,你说什么?”“我说,健群曾经是我的爱人。”
  “哦,”他望望我,点点头:“是吗?”然后,他又全神贯注在书本上了。我弓起膝,双手抱著腿,把下巴放在膝盖上。室内真静,静得让人困倦。半晌,我抬起头来,他的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书凑著脸,看得那样出神。我突然恶意的,冲口而出的说了一句:“我现在还爱他。”“唔,唔,什么?”他推推眼镜,忍耐的看著我。
  “我说,我现在还爱他。”我抬高声调。
  “爱谁?”他傻傻的问。
  “健群。”“哦,”他眨眨眼睛,笑笑。哄孩子似的说:“好了,别开玩笑了,让我看点书。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眼看著他的头又埋进了书本里,我废然的靠在沙发上,仰著头,呆呆的凝视著天花板,天花板上,一条壁虎正沿著墙角而行,摇摆著尾巴,找寻食物。
  吃过晚饭,一苇又回到客厅,专心一致的看起书来。我坐在他的对面,用小锉刀修著指甲,一小时,又一小时……时间那样沉滞的拖过去。终于,我不耐的跳了起来:
  “我要出去一下。”“嗯。”他头也不抬的哼了一声。
  我走进卧室,换了一身最刺目的衣服,黑底红花的旗袍,金色的滚边,既艳又俗!再夸张的用唇膏把嘴唇加大,画上浓浓的两道黑眉毛,对著镜子,镜里的人使我自己恶心。不管!再把长发盘在头顶,梳成一个髻,找了一串项炼,绕著发髻盘上两圈。不敢再看镜子,抓了一件红毛衣,我“冲”进客厅里,在一苇面前一站。
  “我出去了。”大概因为我挡住了他的光线,他抬头看看我,我等著看他大吃一惊,但他只不经意的扫我一眼,又低下了头,简简单单的说:“好。”我握著毛衣,垂著头,走出了大门。门外春寒仍重,风从爱河的河面吹来,使人寒凛。我顺著脚步,走到河边,两岸的灯光在黑幽幽的水中动荡,像两串珠炼。沿著河岸,我缓缓的踱著步子,隔著一条河,高雄闹区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耀。黑人牙膏的电灯广告耸立在黑暗的空中,刺目的一明一灭。到何处去?我有些迟疑。但是,既然出来了,就应该晚一点回家,如果我彻夜不归,不知一苇会不会紧张?想像里,他一定不会,在他的生活中,从没有紧张两个字。我走上了桥,沿著中正路,走进高雄的闹区,大公路,大勇路,大仁路……我在最热闹的盐埕区中兜圈子,走完一条街,再走一条街,在大新公司的首饰部,我倚著橱窗,休息一下我走得太疲倦的脚。店员小姐立即迎了过来,对我展开一个阿谀的微笑。“小姐,要什么?”我随意的在橱上那个半身模特的胸前拉下了一条项炼。
  “多少钱?”“八十块。”八十元!不贵!就用那八十元买她的微笑,也是划得来的,无论如何,她是整个一天中对我最亲切的人。我用手指挑著项炼,望著那珠粒映著日光灯所反射的光芒。
  “要戴上试试吗?”“哦,不用了,包起来吧!”我打开皮包,拿出八十元,放在柜台上。项炼放进了皮包,店员们已经开始鞠躬送客,表示打烊时间已到。看著他们搬门板准备关店门,看著那铁栅门已拉上了三分之一,我只得跨出了大新公司。沿著新乐街,我一家一家的逛寄卖行,肆意的买著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买尽了店员们的微笑。然后,一下子,我发现街道空旷起来了,车辆已逐渐减少,店门一家家的关闭,霓虹灯一盏盏的暗灭,只剩下翦翦寒风在冷落的街头随意徜徉。我的腿已疲乏无力,我的眼皮酸涩沉重。但是,我不敢回家,家里的一苇想必已呼呼大睡,他会为我的迟归而焦急吗?
  漫无目的的在黑暗的街头闲荡,脑中思绪纷杂零乱,健群回来了,我已嫁人了!生命如斯,日月迁逝,世界上何事为真?何事为假?人,生存的目的何在?一日三餐,浑浑噩噩,任那岁月从指缝中穿过,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等到捱过了数十寒暑,然后呢?就像妈妈的结局一样,那黑色的棺木,黑色的茧!
  踱过了桥,我又回到爱河河边,站在萤光灯下,我斜倚著灯柱,凝视著水中的灯光倒影,那微微荡漾的水使我眼睛昏花而脑中昏沉,我闭上眼睛,深深呼吸,夜风拂面而过,单衣寒冽,我颤栗了。
  “恻恻轻寒翦翦风,杏花飘雪小桃红,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细雨中。”
  多么美丽的诗的韵致!为什么真正的生活中却找不到这样的境界?谁能告诉我,那些诗人是如何去发掘到这份美的?我惨然微笑,默默的流泪了。
  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臂,我吃惊的张开眼睛,健群正挺立在我的面前。萤光灯下,他的脸色青白如鬼,双目炯炯,妖异的盯著我。“你在做什么?”他冷冰冰的问:“我跟踪了你整个晚上,走遍了高雄市。”我默然无语,他捉住我的下巴,托起我的头:
  “你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眉头蹙起了:“为什么要葬送我们两个人的幸福?”他用双手摸索著我的脖子。然后勒紧我:“我真想杀了你,毁了你!我恨你,恨诱了你!恨死了你!你死了我才能解脱!”他的手加重了压力,我呼吸紧迫了。“你这么轻易的决定你的终身?然后把每晚的时光耗费在街头闲荡上?你,你怎么这样傻?”
  他的手更重了,我已经感到窒息和耳鸣,闭上眼睛,我把头仰靠在灯柱上,好吧!掐死我!我愿意,而且衷心渴望著。扼死我吧,那对我是幸而不是不幸。但是,他的手指放松了,然后,他的嘴唇炙热的压住了我的。他呻吟的,颤栗的低喊:“思筠,思筠,你要毁掉我们两个了!思筠,思筠!”
  我流泪不语。妈妈!你把你的黑茧留给我了。
  “思筠,”他的嘴唇在我的面颊上蠕动,他的手摸到了我的发髻,轻轻一拉,那盘在发髻上的项炼断了。“你打扮得像个小妖妇。但是,这样的打扮使你看来更加可怜。思筠,你说一句强烈的话,让我绝了望吧。”
  我依然不语,低下头,我看到那散了的珠串正迸落在地上,纷纷乱乱的滚进爱河之中,搅起了数不清的涟漪,大的,小的,整的,破的……

  “都是夸大,言过其实。你只要想一想,咱们厂哪能跟别人竞争?人家布霍尔茨一年生产一亿米,莎亚·门德尔松几乎把一亿米投放市场,我这一千几百万米算得了什么?能够挡住谁赚钱?而且,更不用说我想生产的不是本国的品种、而是外国品种了。如果干得好,如果有了钱,可以迅速扩建工厂,到那时候也许能跟生产廉价劣质货的厂家竞争一下子。我倒是常作这个梦,必须朝这个目标努力。”

  莫雷茨一语未发,走了。

  又是一个难捱的晚上。
  我坐在沙发中,百无聊赖的用小锉子修指甲。每一个指甲都已经被锉子锉得光秃秃了。一苇仍然在看他的书,书,多丰富而吸引人的东西呀!我把锉子对准了玻璃桌面扔过去,清脆的“叮”然一声,终于使他抬起了头来,看看我,又看看锉子,他哼了一声,再度抱起了书本。“喂,喂!”我喊。“嗯?”他向来是最会节省语言的人。
  “一苇,”我用双手托著下巴凝视他:“你为什么娶我?”
  “唔,”他皱皱眉:“傻话!”
  “喂,喂,”我及时的呼唤,使他不至于又埋进书本中,“一苇,我有话要和你谈。”
  “嗯?”他忍耐的望著我。
  “我,我提议——我们离婚。”我吞吞吐吐的说。
  “唔?”他看来毫不惊讶:“别孩子气了!”低下头,他推推眼镜,又准备看书了。“我不是孩子气!”我叫了起来:“我要离婚!”
  他皱眉,望著我:“你在闹些什么?”“我要和你离婚!”我喊:“你不懂吗?我说的是中国话,为什么你总听不懂?”他看看墙上的日历,困惑的说:
  “今天不是愚人节吧?为什么要开玩笑?你又不是小孩子了!”我跳了起来,所有的忍耐力都离开了我,我迫近他,一把抢下他手里的书,顺手对窗外丢去,一面神经质的对他大喊大叫起来:“我不是小孩子了,我比你更清楚我不是小孩子了!所以我没有说孩子话!我要和你离婚,你懂不懂?你根本就不该娶我!你应该和你的书结婚!不应该和我!我已经被你冰冻得快死掉了,我无法和你一起生活,你懂不懂?你这个木头人,木头心脏,木头脑袋!”
  他被我迫得向后退,一直靠在墙上。但是,他总算明白了。他瞪著我,愣愣的说:
  “哦,你是不愿意我看书?可是,不看书,干什么呢?”
  “谈话,你会不会?”“好好,”他说,坐回到沙发里,严肃的眨了眨眼睛,望著我说:“谈什么题目?”我凝视他,气得浑身发抖。随手握住茶几上的一个小花瓶,我举起来,真想对他头上砸过去。可是,他一唬就跳了起来,一面夺门而逃,一面哆哆嗦嗦的说:
  “天哪,你你……你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他们早就告诉我,你有精神病的遗传……现在,可不是……就,就发作了……”我举起花瓶,“哐嘟”一声砸在玻璃窗上,花瓶破窗而出,落在窗下的水泥地上,碎了。一苇在门外抖衣而战,嗫嗫嚅嚅的说著:“我要打电话去请医生,我要去请医生……”
  我摇摇头,想哭。走进卧室,我拿了手提包,走出大门,投身在夜雾蒙蒙的街道上。
  顺著脚步,我向我的“娘家”走去,事实上,两家都在爱河之畔,不过相隔数十□之遥而已。走著走著,故居的灯光在望,我停了下来,隐在河畔的树丛中,凝视著我的故居。我昔日所住的房里已没有灯光,但客厅中却灯烛辉煌,人声嘈杂。我靠在树上,目不转瞬的凝视著玻璃窗上人影幢幢,笑语之声隐隐传来,难道今日是什么喜庆的日子?我思索著,却丝毫都想不起来。我站了很久很久,风露侵衣,夜寒袭人,我手足都已冰冷,而客厅里依然喧哗如故。终于,我轻轻的走了过去,花园门敞开著,我走进去,跨上台阶,站在客厅的门外。隔著门上的玻璃,我看到门里宾客盈门,而健群正和一个浓妆的少女并坐在一张沙发上,那少女看来丰满艳丽,而笑容满面。健群却依旧衣著简单而容颜憔悴,那对失神的眼睛落寞的瞪视著窗子。我顿时明白了,爸爸和萱姨又在为健群介绍女友,这是第几个了?但是,总有一个会成功的。然后,健群就会和我一样挣扎于一个咬不破的茧中。
  再注视那少女,我为她的美丽折倒。下意识的,我看看自己瘦骨支离的身子和手臂,不禁惨然而笑。下了台阶,我想悄然离去,但是,门里发出健群的一声惊呼。
  “思筠!别走!”我不愿进去,不想进去,拔起脚来,我跑出花园,沿著爱河跑,健群在后面喊我,我下意识的狂奔著。终于听不到健群的声音了,我站在爱河的桥头,又泛上一股酸楚和凄恻,还混合了一种凄惶无措的感觉。走过了桥,像往常一样,我又开始了街头的夜游。我累极了,也困极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街头到底走了多久,手表忘记上发条,早已停摆了。沿著爱河,我一步一步的向前挨著,拖著。脚步是越来越沉重了。我累了,累极了,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也蹭蹬得太长久了。
  我停在一盏荧光灯下,在这灯下,健群曾经吻我。他曾说我是个没有热情的小东西。没有热情,是吗?我望著黑幽幽的水,那里面有我迸落的珠粒,有我的眼泪和他的眼泪,那些珠粒和眼泪击破过水面,漾开的涟漪是许许多多的圈圈。记得有一首圈圈诗,其中说过:
  “相思欲寄从何寄?画个圈儿替。
  言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
  我密密加圈,你需密密知侬意!
  单圈儿是我,双圈儿是你,
  整圈儿是团圆,破圈儿是别离。
  更有那诉不尽的相思,把一路圈儿圈到底。”
  我倚著铁索,把头伸向河面。我又哭了。泪珠在水面画著圈圈,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在这无数的圈圈里,我看到的是健群的脸,一苇的脸,和妈妈的脸。是的,妈妈的脸,妈妈正隐在那黑色的流水中,她瞪得大大的眼睛哀伤的望著我,仿佛在对我说:“你也织成了一个黑茧吗?一个咬不破的黑茧吗?”
  是的,咬不破的黑茧!我凝视著流水,黑色的水面像一块黑色的丝绸。我在寒风中抽搐,水面的圆圈更多了,整的,破的,一连串的,不断的此起彼伏著。
  夜风包围了我,黑暗包围了我,荧光灯熄灭了,四周是一片混混沌沌的黑色。我在这暗夜中举著步子,不辨方向的向前走去。我知道,无论我走向何方,反正走不出这个自织的黑茧。夜雾更重了,我已经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在楚克尔提出警告后,卡罗尔对他的注意严密多了,常常忧心忡忡地看到,莫雷茨抓钱抓得太厉害,在工厂投资投得太多,因而腰杆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办厂意见来和博罗维耶茨基的主张对抗。

  他常常表现得不可容忍,横蛮无理,出言不逊,可是博罗维耶茨基不得不咬紧牙关、耐心听从,因为觉得自己依赖他,腰杆不硬。

  “金钱,金钱!”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愤愤不平,看着自己的区区小厂,再跟和它并立的米勒的庞大工厂相比,一种强烈的、令人烦恼的嫉妒感立即攫住了他;他对自己也很生气。

  他已经不记得,米勒的那些大房子是花了三十年盖起来的,是一座座盖起来的,里面轰轰隆隆的高大厂墙不知费了多少岁月的时间;他都忘了,他只想着开这样的大厂,一蹴而就。

  同时,他算了一笔帐,即使他生意兴隆,那他的纯利也还不如他在布霍尔茨那儿领取的年金多。

  因此,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的理想是迅速而巩固地成长起来,有几百万资金周转,让几百架机器、几千名工人把他团团围住,工厂急速运转,几百万几百万地赢利,耳闻目睹大工业的轰鸣和威力。他在布霍尔茨那里已经习惯于此;而在这里,他自己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厂,所有的车间不过三百人!

  他不能飞黄腾达——他只能慢慢爬行!

  他的渺小使他感到受屈,他的雄才大略在小生产、为几个戈比而讨价还价、令人厌烦的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约的气氛中得不到施展。

  首先让他头痛的就是他不得不去寻求比较廉价的涂料、比较廉价的颜料、比较廉价的煤炭、比较廉价的工人,还有就是为了金钱而不得不无尽无休地操劳。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非得制造廉价劣质品不可了。”有一次他对莫雷茨说。

  “可是收入也多了。”

  对他来说,又过去了忙忙碌碌的几个星期。

  工厂一直开工,然而只是生产棉纱,出售棉纱;因为去年冬天,棉纱业倒闭不少,秋天一到,需要立即上升,所以棉花很贵,需要量很大,生产出来之后,立即就能卖掉。可是现在,其他车间也开了工,要生产,要储存。等销售旺季得等到严冬来临;与此同时,还一直需要新的、不断的投资,而贷款来源却没有扩大;恰恰相反,来源几乎完全枯竭了。

  格罗斯吕克带头大搞阴谋;他们合伙干,用卡环卡住工厂的咽喉,破坏信用,拒绝贷款,散布危害诸多的谣言,说什么公司近期会破产。

  正因为如此,博罗维耶茨基越来越烦恼,越来越频繁地注目于老米勒,反复揣摸,是不是可以多次请他作点牺牲,助以一臂之力。

  可是他仍然踌躇不决,倒不一定是为了安卡,因为他心里明白,凭什么条件米勒才会出钱;他之所以踌躇不决,是因为他太骄气,因为遇到了接二连三的阻碍,心中十分恼怒。

  他在很认真地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也嘲笑自己愚蠢的偏见,几乎咒骂他常常称之为怜恤心的那种多愁善感;因为这种怜恤,所以迟迟不能跟安卡一刀两断,跟玛达结婚。他听从了怜恤心的摆布。

  这也许是因为他天天见安卡的面,逐渐了解了她的心境。她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欢快、直爽、信任他的姑娘,而好象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满面忧愁,不动声色,听天由命。

  他心疼安卡。

  可是安卡呢?

  安卡与以往判若两人。她憔悴了,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在他看来,是深沉的、无法医治的悲哀。

  她整天整天守着阿达姆先生,阿达姆先生不知怎么在十一月初得了中风;虽然救活了,却瘫在床上,只能稍稍动动双手,含含糊糊说一两句话。

  她必须照顾他,忍受他有时候孩子般的反复无常的脾气。她为他念书,编造各种有趣的故事,因为,他虽然卧病在床,却因过惯了轻松活泼的生活,所以现在感到无聊已极。

  她承担了一切,并不是因为她感到有兴趣,而是出自对公公的爱戴。

  可是由于他患重病,这座房子显得更加荒凉,对于她来说,变成了一座她必须生活其中的坟墓。

  日子慢慢地挨着,单调得可怕,阿达姆先生的瘫痪没有变化,她和卡罗尔的关系也没有变化。因为父亲罹病,卡罗尔晚上常常久坐家里,反复谈他的买卖事,常常冲她说话。

  这个作法安慰不了她,反而使她对一切更冷淡了。

  她不愿意告诉他:他不在家时她觉得还轻松一点。

  因为在他那张干活干得疲倦的脸上,显得心事重重,他那阴郁的目光,有时候使她头脑发胀,使她烦躁、痛苦。

  她常常责备自己:卡罗尔痛苦的原因在她,都是她的过错。

  然而,这种自我咎责持续未几,就变成了对自己尊严受辱的痛苦感受和对他的冷若冰霜、自私自利的心灵愈加深刻的认识。

  可是这时候,她的心里重又产生了对他的怜悯。

  而且,也常常有回声出现的时刻,这不是往日爱情的回声,而是对爱情的渴望,对沉醉于某种感情冲动的渴望,把整个生命投入雄壮波浪中去的渴望,但愿这样的波浪把她卷走,但愿它能够结束她空虚、期待、漫无目标的遐想,和她的软弱无力的处境。

  有一次,在她和尼娜长久的促膝谈心中,尼娜点破了她严守的这个内心秘密,惊奇地问:

  “你为什么要苦恼呢?干吗不马上分手?”

  “我不能。我怎么能跟父亲分开呢;而且,他要是听说我们分手,会一下子气死的。”

  “你又不爱他,怎么能结婚呢。”

  “别谈这个了。我不能嫁给他,嫁给他就毁了他的前途;他得娶一个阔太太,好实现他的计划,好达到他要达到的目标。我不愿当他的绊脚石,所以……我不。”

  “那你还是爱他罗?”

  “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有时候爱他,有时候恨他。可是我老是为他惋惜,惋惜极了,因为他很不幸。我预感到,他以后永远也不会幸福。”

  “可是你们也不能老这么僵着呀。”

  “唉,活着就是痛告,痛苦!一年以前,甚至今年春天,我还那么幸福呢。那种幸福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呢?”她痛心地埋怨着,听不进尼娜的安慰话,她凝望着窗外,凝望着白雪皑皑的世界,被工厂的烟弄得肮脏的世界。

  光秃秃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摇曳曳,弯下了腰,发出悲哀的、凄凉的沙沙声,向窗口探着头,好象乞求拯救和怜悯似的。

  “爱情究竟是什么呢?白头偕老,把两颗心永远联结在一起、融化在一起的爱情,究竟是什么呢?是梦幻,是迷雾,哪一股风都能吹散的迷雾……我到底是爱过他的!我当时觉得,我实在爱他;全心全意,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爱情,我那种深情厚意,如今到哪儿去了?”

  “就在你这一席诉苦之中。”尼娜轻轻地说。

  “这种爱情又如何了呢?我看准了,他不爱我,因此我的爱情也就不复存在了。伟大爱情的存在和发展都靠背叛、流血竞争和遭受各种痛苦。不,我所理解的爱情不能是这样,我肯定不善于感受伟大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她埋怨自己,只在自身上寻找恶的根源,只责备自己。

  “是啊,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充满痛苦的爱情;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爱情都会死亡。有变形虫式的爱情,它们必须依附在相爱的人身上,它们从那儿获得生命一天,才能存在一天。有的爱情,就是声音,必须呼唤,它才能存在,因为它自身是不存在的。但是你不用责备自己,因为你没有过错。”

  她没有把话说完,特拉文斯基就进来了,站在那里,不想打断她们的谈话。

  “今天晚上你在家吗?”

  “我来告诉你,我马上得走。今天是星期六,库罗夫斯基家要开会。”

  “总是听说你们开什么了不起的会。你们在那儿干什么?”

  “喝点酒,谈谈话,什么都谈。这些晚间聚会,就是为了谈谈实际情况,没有偏见。由库罗夫斯基主持。”

  “奇怪,你们愿意听别人谈论自己的话,说话是件容易事;反正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加偏见,是不会伤害自己的。”

  “当然,互相谈实际情况,又都洗耳恭听,显得奇怪。”

  “这只能证明,文明人光有工厂、利润和金钱还不够,还要隔段时间清醒清醒头脑,想点事情,就是幻想也行。”

  “你说得对,因为就连凯斯勒也会到会的,就为了能够显露一下他那丑恶的灵魂,无缘无故把我们臭骂一顿。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本事。恶习不改。”

  “一个人拿自己的丑事和好事一起夸耀,是同样趣味横生的,只要别人承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