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苦旅: 漂泊者们

  一

  其一

  年近五十的老姜,该经历过的都经历过了。高中还没有毕业便下乡了,下乡的结果是,他娶了一位当地县城的女人结了婚,那时他并没有想得更远,他也不可能想得更远。当时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下,他是曾想在当地干上一辈子的。没想到的是,一夜之间广大知识青年说返城就返城了。最后留下了他们这些在当地结婚的人,如果政策不变,大家仍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他也就不会有什么不平衡的了,然而别人一夜之间说走就走了,他便不平衡起来。后来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回到了这座城市。回来后他才发现自己真的是一穷二白,别说其他的,光是房子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办法,他只能住在母亲这里,在这之前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只剩下母亲,母亲是个知识分子,喜欢清静,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其他子女也都相继着出去另过了,母亲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来了清静的日子,没想到老姜又带着一家子人回来了。那时老姜的孩子也已经上小学了。老姜没处可去,只能住在母亲这里。时间长了就发生了矛盾。矛盾来自于老姜的爱人和母亲,母亲不太喜欢这个外地的儿媳妇,再加上儿媳妇也不太会来事,她觉得吃住在这里是应该的,没有把自己当过外人。况且什么事媳妇都不想吃亏,这样一来,矛盾就发生了,一发生就不可收拾,母亲不高兴,爱人也不高兴。整天的都是母亲抱怨,爱人发火。爱人发火是有原因的,爱人并不想往回调,她在那个县城里有着自己一份可心的工作,最后还是听从了老姜的规劝,来到了这座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没想到的是,回到这里竟一无所有,什么事都得从头开始,于是她就一肚子怨气。她知道婆婆看不惯她,经常给她脸子看,她也没有好脸子给婆婆看。那些日子闹得老姜鸡犬不宁,那时候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尽快分到房子。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和爱人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觉得爱人一点也不理解他,他不能和母亲去吵,他只能和爱人去吵。结果这种仇恨的种子越埋越深。几年以后,老姜终于分到了房子,离开了母亲的住处。可这种矛盾仍没有得到解决。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
  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他们肩上挂着书包,手里提着饭袋;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他们轻快地走着,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站在桥板上,风格外大些,他们使劲儿跺着脚,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随后,几个挑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篮子里满满地装着时鲜的蔬菜:窝笋、萝卜、卷心菜、芹菜,还有香葱、蒜苗儿,他们是到桥那边的连云场,甚至更远的太平镇的早市上去。
  晨曦姗姗来迟,星星不肯离去。然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上冉冉升起来。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啊,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霎时里就组成了一笼巨大的白帐子,把个方圆十里的葫芦坝给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这,就是沱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了。
  在这漫天的雾霭中,几个提着鸳篼拣野粪的老汉出现在铺了霜花的田埂上和草垛旁,他们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不一会儿,男女社员们,各自关好院子门,走向田野。生产队平凡的日常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井井有条,像一曲协调的交响乐一样演奏起来。这种音乐是优美的,和谐的,一点也不单调乏味。
  妇女们凑在一起儿做活路,没有不说话的,葫芦坝上的新闻总是最先从她们干活的地里传出来。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冬季的这个茫茫迷雾的早晨,在坝子南端靠近梨树坪的油菜地里,她们先是漫无边际地谈着关于孩子尿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老题目;不一会儿,雾霭中不知是哪一个女人“哎”了一声,说道:
  “真是,山不留人水留人哪!……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正在这节骨眼上呀!”
  她的消息,可以说是当天的特大新闻了。闹喳喳的妇女们一下子不开腔了,大家都愣愣地互相对望一眼,似乎那个“许四姑娘”走与不走的问题是一件什么大事一样。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脑子反应最快的几个女人开始发表评论:
  “为啥子嘛,跟自己那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一个大队住着,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多难堪呀!何苦呢?”
  “葫芦坝这块背时的地方,她还留恋个啥子?……走得远远的,也免得触景伤情(口山)!”
  “说的是!她手上又没有娃儿,未必就守一辈子寡么?常言说得好:寡酒难吃,寡妇难当呢。”
  “呸!你这完全是‘封建思想’!”
  “咋个是‘封建’喃?你……”
  “好啦,好啦,莫争输赢了。管人家闲事干啥子?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走也好,不走也好,依我看呀,未必没得男人,就不过活了?”
  “啧啧,嘴皮子硬,你自己试试看!”
  人多嘴多,说啥的都有。自由发言的讨论会在深入下去。有的说,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心肠又软,准是在等待着郑百如回心转意,来个“破镜重圆”。但这个判断马上有人给推翻了,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对上了一个象”,严家坝那位老姑娘可比“这个”漂亮得多。又有的人猜测说,许秀云一定不会在娘家久住,早迟都是要走的,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老头子原是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消息灵通的人们马上提出担心,要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因为半月后,许茂老汉的生日,人家“那个”就要来赶礼,商量结婚的事。“新客上门,是开玩笑的么?麻烦!看他们拿来咋个办?”
  从梨树坪那边的猪场外面,有一个女人长声呼唤着:“猪儿溜——溜、溜、溜……”走过来了。
  地里的妇女们听见声音便有人提议“三辣子过来了,问问她究竟是真是假啊!”
  “猪儿溜——溜、溜、溜……”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的从大雾中走了出来,她边走边问:“喂,你们看见小猪儿跑过来没有啊?”
  “没有看见猪儿。三姐,过来一下,我们问你个事儿嘛。”
  “老娘这阵不得空呢,猪儿溜——”
  “许秋云,站一下嘛,问你正经事呢,……别着急,等会儿我们大家帮你找猪儿。”
  三姑娘许秋云站住,侧过脸对着地里的妇女们,笑骂着:“理骚婆,你们一天到晚嘴不空。”
  “又骂人了……呃,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啦?”
  “放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三姑娘脸色一沉。
  “怎么,你还不晓得呀?”
  善良的邻居大嫂们怪许秋云太粗心大意了,既是亲姐姐,又是“介绍人”,一向就像母亲那般爱护和照看着她那走厄运的四妹的,竟然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变都还不晓得!于是,她们向许秋云建议道:
  “你不信,亲自去问问嘛!”
  “三姐,帮忙可要帮到底啊!”
  许秋云说:“好啦好啦,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说完,便挪开她粗壮的腿脚走了,清晨的田野上,留下她高亢的声音:
  “猪儿溜……背时的雾,还不散!……猪儿……”
  地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话题又拉到更广泛的范围了。她们说:“好个三辣子!要不是她呀,四姐儿早没命啰!……这两姊妹,一个强一个弱,真是。一个妈生的,性情儿这样的不同。”
  “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不都各人有各人的性情,你算一算看……”
  “是啊,没有一个像她们爹!”
  “就是嘛,要不是他独断专行,爱‘凫上水’,四姐也不会给误了这么多年。……从前秀云不是像花朵儿一般么?谁不说她好啊!可如今啦,才过三十岁的人,倒变得跟老太婆差不多了,谁见了不心痛啊!”
  “哎,四姐儿就是性子太软弱了一点。”
  “哼!老娘们想不通:为啥好人要受气,恶人该享福?这如今,葫芦坝上的事情,真能叫人气破肚皮!真叫人想不通。”
  “算啰,莫扯远了!这雾茫茫的天气,有谁走来也看不见,叫人家听了去,又该惹下一场祸事!如今有些话,难说!”
  “是啊,好大的雾!许茂大爷每天一早出来拣狗粪,别叫他听见,要不然。又要骂人家‘干涉内政’了!”
  “哈哈哈……”
  “嘻嘻嘻……”

  败难相信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会放逐出一块如此原始的土地,让它孤零零地呆在一边。从新加坡东北角的海岬雇船渡海,过不久就能看到这个岛。

  一晃几年之后,母亲的年纪大了,行动不太方便了。老姜总要抽空去看一看,爱人当然不高兴。为了这,她经常要和老姜吵嘴,老姜就感到这日子过得很灰暗,没有个出头之日。

  二

  船靠岸的地方有三两间简陋的店铺,一间废弃的小学。小学操场上壅塞着几十辆破旧轿车,据说是由于年老从城市里退休下来的,但因性能完好不忍毁弃,堆在这里,谁想逛岛驶一辆走就是。车盖车身积满了泥灰,看来并没有多少人来麻烦它们。

  老姜年近五十,终于熬上了处长的位子,他就特别的珍惜,当初他觉得这辈子混上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他就心满意足了,后来他有了房子,又当上了处长。处长的位子是他从老洪和老李的手里捡来的,如果老洪老李两人不闹矛盾这个处长怎么着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正因为这样,他才越发感到这处长的来之不易,于是他总觉得处长的位子坐得不稳,老是感到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人抢去。因为有了这种想法,他就处处谨慎,不敢有半点差错。为了少一些是非,他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要向领导请示,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多请示汇报一定不会错。

  其实,许茂大爷这天清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拣狗粪。——他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
  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高个子,宽肩膀,面目严厉。他已经到了那种享受庄稼人荣誉的年岁。这一辈子他养了九个女儿,有些顽皮小青年背地里称他做“女儿国国王”,可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多年来,他是以自己勤劳、俭省的美德深受一般庄稼人敬重的。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宽敞、明亮。这正是他自合作化以后逐年辛勤劳动的见证。当年女儿们在家的时候,依着各自的爱好种在院坝里的花草树木,如今虽然她们大都离开了这座院子,却还照样的一年四季轮换着开花。院子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
  清早,许茂老汉刚刚跨出房门,便看见四女儿从外面搬了许多石头进来,在院子西墙角上那间堆放茅柴用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已经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机敏的老汉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站在自己高高的阶沿石上,厉声问:“咋个?你……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
  四姑娘转过脸来,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对老人赔笑道:“爹,我正要给你说呢,我……不走……”
  老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啥?”
  “不走了。”四姑娘直起腰来,向老汉走近两步,拍打拍打怀里的泥土,淌着汗的瓜子脸上现出红晕:“我想了这几天,实在是不走的好。”
  “你说啥?”老汉像突然遭了雷轰,直气得横眉竖眼,跳起脚吼道:“胡说,哪有这样撇脱!哼,哼!”他气得鼻子打响,说不下去了。
  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的离婚。在他看来,郑百如是个大干部,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那是惹不得的,撕破脸皮更不划算。偏偏公社的妇女主任竟然给予支持,法院也批准了,虽然向来注重面子的老汉,总认为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却也不敢阻拦。离婚以后,公社又同意四姑娘搬回这个早已没娘的“娘家”来住,老汉心上就像顶着一根棒槌,很不顺心,成天黑着一张脸。直到两个多月前,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三姑娘之命,在耳鼓山上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耳鼓山走了一遭,得出了结论:“可以。”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在他做生的那天下山来,以便当着他的全体女儿、女婿和亲戚们,正式把亲事确定下来,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把四姑娘送上山去。他这一年来的不舒心,才觉得轻松了一点。可是,事到临头,四姑娘公然宣布“不走了”,真是鬼迷心窍!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
  “你老人家莫生气啊!……”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凄然说,“请你老人家看我娘的名下,拨给我这间破屋。……我一辈子就在这儿,做些吃些。我能做。再苦再累我不怕……”说着,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积蓄多日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过脸颊。
  “爹,吃饭啦!”老九许琴从灶屋里出来招呼。老汉仍然在很响地喷着鼻子,吓了她一跳。她走到四姐身边,四姐扶着那间破屋小门框,头埋在手腕子里,低声抽泣。九姑娘愣愣地站了一阵,眉毛不由得皱了起来。
  茫茫大雾飘过来了。草房的屋檐上,忍冬树的叶片上挂满了的水珠儿,在悄悄地滴着;几树腊梅含苞待放,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骨朵儿都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葫芦坝上的浓雾啊,你能说清四姑娘何以做出这样一个令老汉生气的决定么?

  往里走,就是密密层层的蕉丛和椰林了。遍地滚满了熟落的椰子,多得像河边的鹅卵石。荒草迷离,泥淖处处,山坡上偶尔能见到一两家人家,从山脚开始,一层栅栏,又一层栅栏,层层包围上去,最终抵达房舍,房舍并不贴地而筑,都高踞吊脚台上。背后屏挡着原始林,四周掩映着热带树,煞似一座小小的城堡。没见哪一座是开门的,也没见哪一座闪现过一个人影,满耳只是潮水般的鸟鸣。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想离婚,当初他选择这个女人时,他就发现是一个错误。那时年轻一激动就没有管住自己,结果就酿成了大错。他想甩掉现在的爱人时,却不那么容易了。那时当地女人能找到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为当地女青年的一种时尚。当年回城时,他就想过要离婚,自己带着孩子回城也不会有以后这么多烦恼。他还没有提出来,爱人似乎就看透了他的想法,于是老婆就斩钉截铁地说:想离婚门儿也没有,除非你不想回城了。那时老婆家在当地是有一些关系的,他怕自己回不来,才没敢提出离婚。回到了城市,在婆媳之间正闹得如火如荼时,他又想离婚,老婆又及时地看出了他这种不三不四的苗头,于是又说:想离婚可以,你给我十万元,我立马离开你。要不然你想也别想。老婆是说到做到的,他领教过老婆的厉害。老姜听老婆这么一说,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三

  这边山崖上露出一角飞檐,似有一座小庙,赶紧找路,攀援而上。庙极小,纵横三五步足矣,多年失修,香火却依然旺盛。供品是几枚染着艳色的米糕,一碟茶叶,一堆热带水果。另有一大迭问卜的签条挂在墙上。直眼看去,仿佛到了中国内地的穷乡僻壤,一样的格局,一样的寒伧,一样的永恒。小庙供的是『大伯公”,一切闯南洋的中国漂泊者心中的土地神。家乡的土地容不下他们了,他们踏上了摇摆不定的木船。但是,这群世世代代未曾离开过黄土地的轩辕氏后代怎么也舍弃不了心中的土地神,舍弃了,整个儿生命都失去平衡。因此,这儿也是大伯公,那儿也是大伯公,大大小小的土地庙一路盖过去,千万里海途蠕动着千万里香火。就这么一个弹丸小岛,野林荒草间,竟也不声不响地飘浮着一缕香火。这缕香火飘得有年头了,神位前的石鼎刻于清朝道光年间。

  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三天两头的仍会和老婆因回家去看望母亲而吵架,但和以前天天吵相比,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再后来他又当上了处长,这样一来他更不敢提离婚的事了,否则好不容易到手的处长,也会随老婆的又吵又闹而灰飞烟灭。这么一想,他也就忍了。这期间孩子就一点一点地大了,他把所有的希望和寄托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就要高中毕业了,等儿子考上大学,他一半的心愿也就了了,另一半他寄托在自己身上,这种寄托是他当上处长之后慢慢滋长出来的。在没当处长前他想也没敢想过,那就是他要当副局长。老冯就快要退了,老冯一退,就得有人接老冯的班,他暗自算了一下,机关十多个处,也就是说他会有十几分之一的希望。除去即将要退休的处长,也就是还有七八分之一的希望。这么一想,前途一下子就光明起来,他现在小心谨慎地工作就是为了那份未来光明的前景。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当副局长,也许这种仕途是与生俱来的,他的血液里他的骨子里早就深深地埋下了这种愿望。或许这是祖先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给了他,他无法摆脱,也不能摆脱。

  吃过早饭以后,许琴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揣上钢笔和小本儿。她对许茂老汉说:“爹,我到公社开会去了。”
  老汉装着没有听见,捞起锄头往河边菜园地去了。
  九妹子掩好房门,走下阶沿,来到院坝西墙角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前,叫了一声:
  “四姐……”
  许秀云正在打扫着小屋里陈年剩下的柴草渣儿。她闷着头不说话,动作有力而敏捷,憋着一股子劲在干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事业:她要自立门户了。
  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生许琴,这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同情,她说:“四姐,这是何苦来呢!爹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三姐知道你这样做,还要跟你闹的。”
  秀云望了九妹子一眼,回答道:“老九,我这会儿心里像一团乱麻,你快走,开会去吧。”
  老九偏不忙着走,她上前抓起秀云的手来,说道:“我有句话,你可别怪我多嘴……四姐,你才三十岁,还这样年轻,一辈子的事,还长呢!何必这样。”
  秀云使劲捏着九妹的手,叫她莫往下说。
  “老九,不要说这些。这会儿我啥都不能对你说。说出来你也不懂,你还小啊!”
  九妹子望着四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忍不住哭了。秀云催九妹快走,别耽搁了开会,许琴才离开了小屋。
  大雾迷漫的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声和锄头碰在石子儿上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只是看不见人罢了。这样倒好!免得人家看见团支部书记刚刚哭过的一对红红的眼睛。老九快步走着,穿过桑园,折向南边的河沿,顺着长长的麦子地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小桥头,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当她踏上桥板以后,却猛然看见五步开外的桥栏边倚着一个男子,三十来岁,面孔白净,眉目也还端正,穿件补了疤的青布短棉袄,头上没有戴帽子,一寸来长的短发直冲冲地立在头上,配上他那瘦小结实的身个儿,给人一种精灵、干练的印象;只是由于眼睛里表现出的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你才不会过于相信他的诚实。他含着矜持的笑容招呼许琴,声音有点嘶哑:“九妹,早啊!”
  许家九姑娘碰见这个人,心里很不自在。因为这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一年前她还称呼他“四姐夫”的郑百如,葫芦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会计。
  “稍等一会儿,一路走嘛,龙庆还没来呢。”郑百如和蔼地说。
  许琴感到十分局促,便答道:“我上街还有点事要办,我先走一步……”
  “忙啥子嘛?”郑百如用一只脚尖在桥板上有节奏地拍打着,做出心不在焉的悠闲样子,接着又问道:“你四姐怎么又不改嫁啦?”
  “你怎么知道的?”九姑娘心里一惊,她被对方那个大模大样的神态激怒了,说了声:“我不晓得。”便对直走过桥去了。
  郑百如在她身后笑道:“二队的妇女们都在油菜地里说(口昂)了,你还装做不晓得呢,嘿……”
  许琴大步往连云场街上走着,她仿佛听得见自己心里怦怦跳动的声音。平常她最怕同郑百如单独待在一块,她说不出什么原因来,只是感觉到他那眼神里有一种刺人的东西,叫她浑身不舒服。自从和四姐离婚以后,有好长一个时候,他不和许家的人说话,见了面也不打招呼。许琴觉得不说话不是很好么,谁希罕和他说话呀!……今天,郑百如改变了态度,主动招呼她,她倒反而不安了。
  走进连云场的街道,许琴直奔上场口的供销分社副食品商店,她要去把家里发生的事变和自己心里的闷气对另一个人诉说诉说。她跨进店堂叫了一声:“七姐!”
  柜台后面的女营业员闻声抬头,满脸兴高采烈,招呼道:“老九,这么早就来了?嗨,我正想找你哩……”说着便丢下几个称盐打酱油的社员,拉了九妹往楼梯口走。许琴看着那几个顾客,十分过意不去,她小声对她七姐说:“我等一等,你先把东西卖给人家吧。”七姐向店堂外的买主们说了一声“稍等一会儿,马上就来。”便拉着许琴上楼去了。
  许琴的七姐名叫许贞,是一个衣着漂亮的二十四岁的大姑娘,参加工作三年了,在供销社里干过各种各样差事,如今人家又分派她卖酱油盐巴,恰好这又是她最不愿干的一门业务。她平常很难得回家,领了工资也不往家里捎一点点,全花在自己一个人吃喝穿戴上了。许茂老汉早对她一肚子气,只是没有机会发泄。
  这会儿她把九妹拉进楼上自己的宿舍里,安置在铺着羊毛毯的床上坐下,从镜子背后取出一张二寸见方的相片来,不在乎地说道:
  “你看怎么样?……他叫小朱。”
  相片上的青年,尊容并不好看:高颧骨、塌鼻子,鼻孔底下横着一抹小胡子,长长的头发梳得十分考究,似乎还是“电烫泡泡头”呢。许琴对相片扫了一眼,皱了皱眉头,问道:
  “上回那个小刘怎么了?这会儿又钻出来一个小朱……”
  “小刘吹了。”许贞回答道,很有点理直气壮的样子,“你不晓得么?他嫌我卖酱油的。哼,我还看不起他是个小学教师呢!这年头‘叫咕咕’有什么好?最晦气!……这个小朱,人家是‘工人’。”
  正直而又天真的九姑娘,她此刻并不打算分享七姐的庸俗的幸福,她只是为着四姐的不幸,想来求得一点同情。然而,今天显然来得不是时候。她站起身来,要下楼去。
  许贞忙拉住她:“呃,你帮我先给爹说一声这个事……”
  “你自己去对他说才合适嘛。”
  “死女子!不帮忙?将来你总有一天要请我帮忙的!”
  “呸!”九姑娘暗暗啐了一口,便登登登下楼,一口气跑出店门。许贞在她身后大声说:“散了会过来吃饭。”
  九姑娘放慢了脚步,向公社走去。一种沮丧的情绪,莫名其妙地抓住了她。这个二十岁的姑娘第一次产生这样坏的情绪。
  “简直没有一点儿同情心!”她走在街心,终于这样斥责起来了。但具体斥责的是谁呢?是七姐么?是她爹么?还是那个郑百如呢?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人?……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仿佛有一点无形的阴影,投到她的周围,使她感到一种不名的压抑和悲哀。
  快到公社门口的时候,公社大门斜对过的邮政代办所里,年老的乡邮员老关高声叫道:“那不是许琴么?……快来快来,有你的信,还有一个大包裹,昨天刚刚到!”
  许琴接过信来,见是她八姐写来的。八姐前年参了军以后,开到东北去了,今年正在一个军事学院学习。信上写着:

  离别了土地又供奉着土地,离别了家乡又怀抱着家乡,那么,你们的离别又会包含着多少勇气和无奈!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山褶里有一些极端贫瘠的所在,连挑担水都要走几十里的来回,但那里的人家竟世世代代不肯稍有搬迁——譬如,搬迁到他们挑水的河边。他们是土地神的奴隶,每一个初生婴儿的啼哭都宣告着永久性的空间定位。你们倒好,背着一个土地神满世界走,哪儿有更好的水土就在哪儿安营扎寨。你们实在是同胞中的精明人,但你们又毕竟是屈原的后代,一步三回头,满目眷恋,把一篇《离骚》化作了绵远不足的生命体验。

  老姜知道处里的人怎么看他,他觉得这一切无所谓,这些人影响不了他向副局长进军的步伐。只要和领导关系搞好了,不论办什么事只要让领导放心,处处都听领导的准没错。于是不论是大事小事,他都要积极地向领导汇报,领导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别人怎么看他那是别人的事情,只要领导眼里还有他这么个小姜,他就知足了。

  琴妹:你好!爹和姐姐们都很好吧?你上月里的来信收到了,我知道今年家乡的收成还是不太好,心里真替你们着急。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以后,葫芦坝行动起来了吧?要知道,要把农业搞上去,斗争也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你是团员。一定要跟大多数干部群众一道走在斗争的前列。
  昨天,我用省下来的津贴,给爹买了一件皮子,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请四姐用这些皮子给爹镶一件厚厚实实的皮袄吧。四姐的针线活做得最好,我们姐妹们谁也不如她的手巧。……她离婚以后回到我们家来住了,你要热情对待她才好,有空多帮助她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十年前她读过初中,文化水平还是有的,只是这些年来太不幸了。……我最近常常在想,个人的遭遇,同整个社会的动荡是不是有关系呢?失去了的个人的幸福,是不是只有当国家的情况好转和安宁的时候,才会重新到来呢?
  四姐是个好人,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

  其实,这个岛的真正土地神不是大伯公,而是我去拜访的老人。他叫林再有,80多岁,福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南洋,挑着一副担子做货郎。货郎走百家,漂泊者们的需求最了然于心。

  老冯

  许琴站在代办所门外读信。刚刚看到这里,郑百如走来了,他笑问道:“老九,哪个给你来的信?”许琴忙一把将信纸团拢来往衣袋里塞,回答道:“八姐的信。”一边说一边往公社大门走。乡邮员老关叫道:“还有包裹呢!”她回头对老关说:“散了会再来取吧。”便跨进公社大门去了。

  家家户户都痴痴地询问着有没有家乡用惯了的那种货品,林再有懂得这份心思,尽力一一采办。天长日久,他的货郎担成了华人拴住家乡生活方式的锁链,而他的脚步,他的笑容,也成了天涯游子的最大安慰。人们向他诉说苦恼,他也就学着一一排解,于是,家家的悲欢离合都与他有了牵连。

  即将退休的老冯。一晃转业到地方也是近十年时间了,在这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副局的位置上。老婆自杀之后,他就没法在部队干下去了。老婆为什么自杀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为什么,以前他是和老婆闹过感情问题,可闹归闹,他提出过离婚什么的,可一直没离成。老婆是他当兵时从农村找的,后来就结了婚,后来他又提了干,再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真的和老婆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也动过离婚的心思,可老婆又哭又闹的,老婆就倒数自已的种种不幸,他想想也是,老婆在农村时,又当娘又当爹的,挺不容易的,结果就算了。后来他再也没提离婚这档子事,日子本来正过得一帆风顺,孩子也大了,自已当师长也有几年了,再这样发展下去自己当将军的日子也是指日可待了。没想到好端端的日子不过,老婆却自杀了。老婆自杀前一天曾和他说了一些话,他当时没在意,可那些话竟成了老婆的遗言。老婆对他说:俺知道这么多年你没满意过俺一天,你别以为俺舍不得你,俺是舍不得儿子,俺不知道他没娘的日子该咋过。老婆说这话时,儿子已经考上大学了。老婆还说:这些年你难受俺也难受,这下咱们都不用难受了,你舒舒服服当你的师长军长吧。

  四

  漂泊者中的绝大部分是独身男子。在离开家乡时,他们在父老兄弟面前发了誓,成了家的,则在妻儿跟前抹了泪,下决心不混出个人样儿不回来。但是,他们之中能有几个真正发达,可以衣锦还乡或挟着一大笔盘缠把全家老小接来?当时的南洋,湿褥烟瘴,精壮男子一个个倒下了,没有亲人,没有祠堂,没有家族的坟山。一切还是请这位货郎四方张罗吧,林再有不知掩埋过多少失败者的遗恨,插立过多少写不出准确姓名的木牌。每次做完这些事,他在第二天挑着货郎担挨家挨户游荡的时候,会给大家简略通报死者的情况,发几声感叹,算是作了一篇悼词,一篇祭文。

  老婆经常这么唠唠叨叨,他已经习惯了。老婆说这些时,他正想着别的什么,他想,三团这次代表全师去演习。不知能不能拿个第一回来。他还想,一团的杨团长转业了,是让王副团长接班好还是让张副团长接班好。这些都是大事,他整日琢磨的都是全师的大事,老婆的话就像一阵风从他耳边吹走了。

  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今天参加会的人不多,除了各大队的大队干部外,就是公社一级的单位和学校负责人。
  许琴走迸会议室,很自然地便参加到一群年轻姑娘的队伍中去,她们都是各大队的团干部。每一次开会都是这样的;有许多空的位子她们不坐,偏要挨挨挤挤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而且,开起会以后,她们还叽叽喳喳说话。
  今天的会同往常有点不一样:九姑娘一踏进会场就感觉出来了。台上坐着的,并不老是原来那几个公社领导人,却添了几个陌生的干部。其中有位约摸四十开外的女同志,短发剪齐耳朵背后,神态镇定安详,好像她不是坐在台上,处于众目睽睽之中,倒像是坐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平静。她在沉思,很少向台下望一眼。
  “这是县委工作组的颜组长,名叫颜少春。……”一个先来一会儿的胖姑娘对许琴说,“来搞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传达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搞个试点……”胖姑娘对于新来的工作组似乎很了解,“看,那一个高个子,他叫齐明江,是宣传部的工作员,从前在县中上学,他是‘高七二’的,跟我哥哥同班……”
  许琴并不注意胖姑娘的报道。她在回味着八姐信上的话语,正沉浸在激动之中。
  ……“四姐是个好人,总有一天她会得到幸福的。……那样的日子正在到来。”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样的日子真的到来了么?我怎么看不出来啊!……“今年全国的形势比去年好。”也许是我们葫芦坝太偏僻了吧,什么都没有到来!还是这个老样儿,爹一天比一天更自私,更暴躁。三姐从前是那样热爱集体,现在越来越“抵触”啦,对什么宣传都不相信。七姐呢,成天追求个人享受,比以前更叫人讨厌了。四姐的幸福在哪儿?从前郑百如欺负她,如今虽说离开了那个火坑,可是独个儿住在那孤零零的小屋里,沉默得像个影子似的,她的幸福在哪里呢?……葫芦坝的事情真叫人想不透!那个郑百如,看他挺神气的样子,他把四姐害得好苦!都说他这个人能力强,是个人才,可他为什么在家庭生活中会那样卑鄙?还有呢,共青团的工作也不好做,大家的心思,不知道在想些啥啊?
  团支部书记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无忧无虑的。许琴此刻的心思没有集中在会议上。不知为什么,平日里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这会儿都浮上心头来了,这些事情连在一块形成一个又大又粗的马耳朵符号。她差不多没有注意去听公社书记的报告,也忘了把她带在身边的笔记本摸出来。
  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把她从乱纷纷的思绪中惊醒过来。这时,那位工作组长走到讲台前面来了。许琴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强使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会场上来。她睁大眼睛去瞧颜少春组长:圆圆的脸,端正的鼻子,含笑的眼睛,眼角的皱纹,两鬓的几丝白发……许琴仿佛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在哪儿见过呢?想不起来了。
  颜组长没有念稿子。她像摆家常似的介绍着大寨、昔阳的山水,描绘着那里的人们是怎样劳动和生活的。她一连讲了几个有名有姓的大寨的农民的故事,语言生动,充满着感情,把会场上的干部们都吸引住了。接着,她又讲起了本省山区某个大队的故事,她说刚刚参观了那个大队回来不到一个月。
  “那儿的山,又高又陡,不像我们这些浅丘地带。那儿的田啊地啊,山上山下都有,庄稼长得一色的好。那里的干部们可不怕自己的庄稼长得好,不怕收得多!……你们笑什么?依我看啦,我们这儿的干部就是怕把庄稼做好!不是么?庄稼好了,社员富了,‘资本主义’就要冒出来。——这话好糊涂啦!人家可不这样看,他们集体经济越来越强大,单是大队购买的拖拉机就好几台。社员们的生活越过越甜,口粮五百多斤,一个劳动日挣一块五,可他们说,眼下他们还很不够,还要往高处攀呢!……同志们,我们这连云公社的社员分多少啊?昨天我看了看分配表,全社七十个生产队,有一半的口粮不足,不到三百六十斤,你叫社员怎么吃,日子怎么过呀?国家有多少粮食来贴呀?劳动日有的队不上三毛钱!这也算过的‘社会主义’呀?群众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埋怨我们了!……同志们,我们都是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看到群众的生活困难,我们作何感想呢?我们不应该努力吗?不应该检查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来一番整顿么?我们不应该努力把生产搞上去,使群众从内心里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么?”
  台上的公社干部们首先鼓起掌来,接着,会场里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议论声。人们使劲儿拍着手板,借此表示:颜组长的话说到他们心坎里去了,说出了他们这些年来想说的话!
  许琴兴奋得脸色绯红。阅历很浅、初见世面的姑娘,那种纯真而又热烈的情感,完全被这位领导同志征服了。她挤在一群姑娘堆里,仰着脸,聚精会神地凝望着台上的颜少春,渐渐地,眼睛都湿润起来。……这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九姑娘生下地来,就没有了母亲,她时时在自己幼小的心灵深处给自己描绘着温柔慈爱的母亲的形象;当她长大起来,那种对于母亲的向往渐渐被一种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所取代的时候,却正遇上了一个乱世年头。在她周围的社会里,人们不是相互猜疑,就是互相斗争;姐姐们出嫁以后,丢开了一切书籍和关于理想、未来的谈论,整年累月为自己和孩子们的衣食忙碌,甚至吵架恸哭,书上读到过的关于美好生活的描写,在她们生活的葫芦坝上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邻居们抱怨着分得的粮食比十年前更少了,日子越过越艰难。父亲改变了过去热爱集体的态度,整日在自留地劳动,背地里咒骂这个那个,变得越来越孤独、自私和不可理解了!
  人们大凡都是从自己直接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出发来进行思考的。可怜的九姑娘,既没有更多的经历,又没有离开过她那个生活圈子,这两年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她能像一般的团干部那样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好人好事、组织青年们学习,但却解答不了一些必须解答的问题。每当有的青年问她:“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啊?”她便回答不上来,只好笑笑,把人们常说的话:“我们青年比起老一代人在旧社会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来,不是已经很幸福了么?”重说一遍。每当她的三姐大声武气对她埋怨:“你如今当团支书,宣传的话跟二十年前的团支书宣传的一个样,哪个舅子还肯信!这些摸不着看不见的话,还是收拾起来吧!”遇到这种时候,许琴就完全没有更深刻的理论去说服她的三姐,她是多么希望人们齐心合力把集体生产搞好,把葫芦坝的生活建设好!她更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好的领导人,能够用智慧的眼光看透葫芦坝群众渴望改变面貌的心思啊!
  眼下,这个单纯而又天真的九姑娘,似乎从颜少春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希望。直到散会的时候,她仍然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
  散会以后,许琴刚跨出公社大门,一眼看见许贞站在街中央,正和散了会出来的郑百如谈话,许琴忙回头对着身后挤出来的一个老头说:“龙大叔。你回去吃午饭不?”葫芦坝的大队长兼代理支书龙庆是个乐呵呵的人,正害着眼病,他抬起两只红红的眼睛回答道:“你不回去有地方开伙食,我不回去肚子吵得凶啊,哈哈……”“那就请你给我爹说一声,不要等我回家吃饭了。”“好的,好的,你七姐不是在前面等你么,看……”
  许贞迎上前来,笑容可掬地招呼道:“龙大叔,到供销社吃饭去吧。”
  龙庆笑吟吟地说;“谢了谢了,我的眼睛痛,家里还等我吃药哩!”说完,像逃跑似的从一旁闪开去了。
  许贞很有礼貌地笑了笑,表示歉然。又对许琴说:“走吧,饭都打好了。”
  许琴瞅见郑百如站在那儿,好像七姐也邀了他吃饭,心里怪不舒畅,便推辞道:“我就在公社食堂吃。”
  善于表情的七姑娘把脸一沉,做出嗔怪的样子,不容分说,挽起许琴的手臂就走。
  许琴回头看了一眼,见郑百如也跟了上来。许贞把嘴巴凑近妹妹的耳朵,悄声说:“郑百如这一向态度变好了,刚才在街上碰到我,对我说四姐从前对他如何如何的好。看样儿,他回心转意了。呃,要真能和四姐重新好起来……”
  许琴不屑地耸了耸肩膀。
  许贞责备妹妹说:“你也跟三姐一样固执了,人家是大队干部呀!如今什么事情不讲个‘关系’呢,三年前,要不是他,我还‘出不来’呢。他有权啊,有什么办法?如果,四姐真能和他复婚的话,将来叫他设个法,钻个招工或上大学的机会,把你也‘推’出来,不是很好么……他还是很讲人情的呢!”说到这里,她故意放慢脚步,等着郑百如走拢身边,便用一种怪吸引人的外交口气,对郑百如笑道:
  “四哥,难得请到你,偏偏今天又没得好菜。”
  郑百如也笑道,“有一年多了吧,没来打搅过你啦!”
  “啥打搅啊!”许贞嫣然一笑,“请还请不来呢!这一年多也真是生疏了,瞧不起我们姓许的啦?嘻嘻……呃,未必你就不给我们帮点忙了么?九妹的‘问题’还没有落实呢!都二十啦,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得来’呀?”
  许琴的血涌到脸上来了,她使劲儿拧许贞的手腕子,许贞“哎哟”了一声,才没有再往下说了。
  郑百如颇为得意地一笑,却又矜持地说:“推荐人的事情,我一个人也关不倒火啊。不过,慢慢儿来吧。”
  此时的九姑娘简直像走在刀上似的,再也耐不下去了,她瞅见对面走来一个姑娘,便灵机一动,对那个姑娘说道:“素华,你又借得有啥好看的书回来么?借我看看吧!”
  素华是公社妇女主任曾德容的大女儿,中学时跟许琴同学。她回答道:“有两本,走嘛,你先挑一本去看吧。”
  许琴像得了救似的,不由分说便挣脱了许贞的手臂,拉着素华快步逃开了。
  许贞在她身后说道:“快一点来,等你啊!”
  许琴回答说:“别等我。”
  素华在她耳朵边说:“我上午就看见你七姐的‘那个’来了,是一个留小胡子的‘颤花儿’,讨厌死了!……我借到一本《青春之歌》,你拿去看吧,真是好书!你可千万莫叫别人看见了,如今的事情……”
  许琴早就曾听人说那是一本好书,十多年前就享有盛名的好小说,可是自己生不逢辰,没有看过。这会儿,她又一下子高兴起来,把刚才的不愉快抛到脑后去了,脚步轻快地跟她的同学在洒满阳光的小街道上走着,头也不回地往下场口走去。

  就这样,林先生一年年老去,在地方上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没有积聚多少钱财,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每天,只要这位身材瘦小的老货郎还在风雨骄阳中一摇一晃,这些村落也就安定了。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下班回家时,就看到了吊在门上的老婆。老婆穿得很整齐,她穿着刚进城时那件花褂子,还穿着自己做的千层底鞋。他看到眼前这一幕似乎什么都明白了,又似乎什么也不明白。后来他就转业了,来到这个机关当上了副局长,一晃就快十年了。

  五

  他的住所在全岛离码头最远的地方,一座高爽的两层木楼,也有几道栅栏围着,却又紧贴路边。哪家发生了什么事都来找他,他的家必须向大路敞开。栅栏门虚掩着,我轻轻推门时,老人正佝偻着身子在翻弄什么。陪我去的陈小姐以前来过这里,便大声告诉他来了中国客人。

  机关的人都知道,老冯是最好说话的领导,什么事到他那里,他都会努力地为你去办,他说不行你也别求他。没事的时候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老冯望着窗外发呆。一望就是好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平时他的话语也最少。儿子大学早就毕业了,已经结婚另过了,却很少回来看老冯,老冯也不说什么。家里平时只有老冯一个人。不久前老冯中了风,住了几天的院,出院后的老冯没留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就是说话时嘴有些歪,嘴角有时会有口水流出。

  临近正午的时候,雾散开了。葫芦坝依然是青山绿水的老样儿。那些即使是冬天也不枯落的一簇簇翠竹和大片大片的柏树林盘,使这块坝子永远保持着一种年轻气盛的样子;而那些落叶的桑树和梨儿园子,远远看去,灰蒙蒙的,像一片轻烟,又给人一种悠然迷离的感觉,加上这环绕着大半个坝子的柳溪河碧绿碧绿的流水,葫芦坝确实是个值得留恋的好地方!
  许茂在他的自留地里干活。从早上一直干到太阳当顶。他的自留地的庄稼长得特别好。青青的麦苗,肥大的莲花白,嫩生生的豌豆苗,雪白的圆萝卜,墨绿的小葱,散发着芳香味儿的芹菜……一畦畦,一垅垅,恰好配成一幅美丽的图画。精巧的安排,不浪费一个小角落,细心的管理,全见主人的匠心。只有对庄稼活有着潜心研究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因地制宜、经济实效的学问。许茂这块颇具规模的自留地,不是一块地,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是他的心血和骄傲。这些年来,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庄稼越种越不如前几年。而他的自留地的“花”却是越绣越精巧了。凭着这个,老汉有理由蔑视那些把庄稼当成儿戏的人们!有人说许茂落后,他还有一肚子气哩:谁叫他们把集体的土地瞎糊弄!谁给他们权力叫他们不把庄稼种好?麦子地,连土疙瘩都有碗口那么粗,一点儿底肥都没施,能收庄稼么?难道硬要叫一个掌管着自己家庭的吃穿的社员,把自留地也丢了荒,或让它长满杂草,才算“先进”么?
  许茂老汉今天在这小块三角形的土地上给越冬的韭菜再培一层土,好让它在春天来到的时候长成嫩白的“韭黄”,在春节年下能卖最好的价钱。他蹲在那里细心地干着,若说他此刻是在劳动,不如说他在休息。他的眼睛瞅着旁边一畦豌豆苗的又胖又墩的“尖儿”,默算着这一轮可以掐多少豌豆尖。眼下的菜市,别说连云场,就是太平镇上也还没有这样新鲜的菜。如果弄到县城去卖,价钱更高,但是来回百多里,耽搁一天工夫,中午还得下一顿馆子,来去奔波,还是跟在连云场卖差不多。……他这样斟酌着,暂时忘却了清早四女儿留给他的不愉快。
  薅油菜的妇女们收工了。说说笑笑地从许茂身边经过。她们看见老汉蹲在那儿,就都闭了嘴,好些人用敬畏的眼光瞅着他高大枯老的身子,也有人露出鄙视的神情。妇女队长王桂贞故意含着笑问他道:“许大爷,你家秀云今天有啥子事么?没有出工呢。”
  许茂老汉“唔唔”地答应着,支吾道:“是有一点事。”
  “其么事嘛,往天四姐从不耽搁的呀!”王桂贞装做一本正经地说。
  老汉偏是个爱面子的人,多年来严守着“家丑不可外扬”的格言。他不便提到清晨的事变,于是重复地答应了一声:“唔唔……”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妇女们抿着嘴唇,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等她们走远以后,许茂心头倒真的有些着急起来了。他知道他每一个女儿的脾气。四姑娘虽然心慈面软,可要真坚持一桩事情,那是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不像三女儿,那个“三辣子”虽然肝经火旺的,吵闹之后还容易说服一些。他就怕四姑娘使那个“闷头性”——你吵她、骂她,她埋着脑壳不开腔。以往的经验证明,吵闹的结果,十回有十回是老汉失败的。
  “咋个办哇?”
  许茂老汉茫然地望着开阔的静悄悄的葫芦坝田野,耀眼的太阳射得他眯起眼睛,刚才干活的时候不曾出汗,这会儿却觉得棉袄一下子变得又厚又重,浑身毛焦火辣的。
  他突然又想起很快就要“祝生”的事情了。这件事,前些年辰他并不在意;不知为啥,近几年他却把这件事当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了。也许是年岁的关系吧,平常日子省吃俭用,到祝生这一天,却毫不吝啬,早早地做好一切准备,把卖小菜和鸡蛋的钱,一角一分地积起来,买回酒、肉、粉条和各种好吃的东西,让女婿、女儿、外孙以及亲戚们来饱餐几天,把什么都吃光以后才离去。那几天正是老汉最高兴的日子:他不仅破例地要喝一点酒,而且酒后还要和女婿们谈谈庄稼经;远地归来的女儿们听着他幸福地回忆起合作化、高级社年代担任作业组长那阵,如何费心费力地经营集体的农副业生产,都不由得十分感动。因为那些年,她们都在娘家,一家人好热闹,老头儿忙着集体的事情,整天脸上泛着红光。那年头,是许家最为昌盛发达的年代,也是许茂一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年代啊!……当然,在为他祝寿的日子里,大多数的客人都不是来白吃他的,特别令他感兴趣的是家住川西坝的第二、第五和第六三个女婿,他们各自领着一家大小,带着丰厚的礼物前来,他们的孩子们一个个都穿戴整齐、长得像小猪仔似的分外可爱。至于对待出嫁在本大队的三个女儿,虽然不能说老汉有嫌贫爱富的思想,至少可以认为是表面上没得那么亲热。
  就说老大许素云两口子吧,提起他们,许茂老汉的心就会感到冰凉。前年,在葫芦坝的政治生活中发生过一场酝酿已久的大风暴,许茂老汉的大女婿金东水首当其冲,结果是金东水的支部书记被停职;不久,倒霉的金东水又遭了一场祸事:火灾毁掉了他的住房。当时,身任大队长的龙庆跑来找许茂商量:要老汉把他宽敞的房屋腾出两间来给老金夫妇和两个孩子暂住。许茂先不吭声,进到自己屋里独个儿召开了一次紧张的“形势分析会”。这位精明的庄稼人思前想后,竟得出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结论,他断定金东水摔了这一跤以后,是永远也爬不起来了。这倒不是老汉嫌弃大女婿的为人,金东水从部队转业回来,当上支部书记以后,也确曾像他许茂当年办高级社那样,尽心尽力地领导集体生产,使老汉觉得好像又回到了那兴旺的年代。可是结果呢,啪嗒一声摔下来,谁知道以后会有个什么结局?他终于心一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龙庆的要求,使人们都惊奇得睁大了一双眼睛。没有法子,老金一家只好搬到葫芦坝抽水房的小棚子里去住,随后,女人又一病不起,老金为她耗尽了火烧以后剩下的全部家私,终于医治不好,临到落气的时候,连口棺材都没有办法买回来。听到大女儿落气的消息,许茂老汉独自弹了泪,到底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然而,当九姑娘领着几个社员来到家里(扌老)木料去为死者做棺材的时候,老汉却巍然站立在大门口,不让人们进去,九姑娘气得大哭也不顶用。这实在太奇怪了!整个葫芦坝的善良的人们,莫不感到不可理解。人们完全不懂得这个劳动一辈子的庄稼人为啥这般的没情没义?当时,似乎只有龙庆懂得这个。他来到许家门前,把众人劝说离去,默默地望了许茂一眼,然后就承头邀集了几个相好的干部和乡邻,凑起钱来把老金的女人——许茂的从小受苦的大女儿的丧事办了。自此以后,许茂老汉做生,再也见不到大女婿一家的影子。他似乎也没有把他们计算在自己的亲戚名单里了。
  许茂老汉太狠了!真太狠了!但他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他是一个被土地牢牢束缚着的农民啊!在他的壮年时代,他也曾走在合作化的前列,站在葫芦坝这块集体的土地上做过许多美好的梦。那时候,他那间三合头草房大院刚刚兴建起来,他的女儿们常常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但今天,在中国社会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动乱的时刻,当葫芦坝大队的集体土地上的荒草淹没了庄稼苗的年代,他许茂还能笑得出来么?他怎么能不担惊受怕首先顾着自己。这是自私自利!是的。可是许茂老汉什么时候也没有夸过自己“大公无私”呀!当许多人高喊着革命的口号进行着政治战争,几乎忘掉了土地的时候,许茂确曾为着自己的利益,运用他惊人的智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拼命聚集着财富。他甚至不怕被人家取笑,曾专门干过一段时间拣废破字纸的工作。那年头连云场、太平镇遍街都是大字报,他每天晚上跑十来里到场上去撕下来,存放好,定期卖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站去。他理直气壮、慢条斯理地干着那件事,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或下贱;后来,街上的大字报少了,他倒觉得是十分遗憾的事情呢!
  在那个年代,社会把许茂忘掉了!高喊着政治口号的人们,不仅没有注意到乡村里油盐柴米等等“经济小事儿”,反而想出了种种的妙计不让乡下人过日子!没有人给许茂这个农民一点实际利益,没有人找他谈心,也没有人对他进行耐心的批评或适当的教育,却有人在背地里议论这个老汉的“资本主义”;甚至连他的女儿——担任团支部书记的许琴,整天忙着社会工作,也把他朝夕相处的父亲忽略了。
  许茂老汉几年来就在这样的“空隙”里生活着和发展着。然而,今天早上,他的生活秩序也给四姑娘打乱了。四姑娘惹起的一场麻烦事,确实严重影响了老汉的心情,而且必定会冲淡许家即将到来的“节日气氛”。——对这一点,老汉尤其愤慨极了!他骂起来:
  “肇皮!……看样子她硬是不走了?……哼哼,‘做些吃些’,说得撇脱!”
  遇事都有主见、按着自己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决定“政策”的许茂老汉,绝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一个女人没有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可以独立生活下去。他对于女人们个人感情和精神方面的利益,向来不考虑,他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方针,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他决定:假如现在迁就了她(像那些没有出息的父亲那样),那么,将来不论对她还是对自己都是永远的麻烦。非叫四姑娘许秀云离开不可!葫芦坝有什么好留恋的,他不打算在自己家里养一个离了婚的老姑娘!
  代理支书龙庆从几丈远的大路上走过,阳光刺着他生病的眼睛,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许茂蹲在一个地方,于是便喊道:“许大爷,过午了么?你家老九叫你莫等她吃晌午饭了,下午还要开会呢!”
  许茂站起身来回答说:“听到啦!”接着骂道:“死女子!跑野了!”他对幺女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当然不是什么“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那些闲情逸致,而完全是从最实际的考虑出发。他早把许琴的生活前途给安排好了的。他的已故的妻子生了九胎,他曾一次又一次地盼望她生一个男娃儿,但直到许琴出世,老婆害“产后寒”过世为止,他没得到一个可以继承他的“事业”的儿子。旧的传统思想压力曾使他痛苦得咬牙切齿,然而现实主义者的许茂却并不因此悲观厌世,他不久就习惯了,他把老九当儿子看待。在他看来,既然老九被确定为一个“儿子”,那么,必须像教育儿子那样对她的前途进行苦心经营,他尽了最大的力量供她上学,一直读完高中。他从来不反对她参加社会活动,虽然他觉得那是没意思的事。但他相信,这样的世道,一个庄稼人的家庭里,有个把人当点公事也并不是坏事情。老九一年年长大起来,他不声不响地注视着葫芦坝上的青年人,看有没有一个称他心的小伙子,他要寻一个“上门女婿”。但那条件当然是非常的严格,他不能让自己这座带石头院墙的宽敞的草房院落在一个浪子手上。
  许茂听说九姑娘不回来,自己也无心回家煮饭。他又开始他的崇高的劳动了,一面干着,一面继续思考。他有着良好的思考习惯,他会自言自语地表达他思想里面的矛盾斗争,而且不向任何人请教就能作出他自以为正确的决断。
  这样一个身体健壮的老人,并不是不会感到肚于饿的,半下午的时候,他肚子里一副健康的肠胃就开始咕咕叫了。太阳一打斜,柳溪河上的风就吹过来,这会儿,他又觉得身上的棉袄太薄太轻了。他想到圈里的猪,应该喂了。但他没有回去,还发狠地干着。
  太阳落坡的时候,他还坚持着干下去。为了明天在连云场的早市上赢得人们的赞叹和惊奇,他弯着腰,用最准确的动作,一根一根地把豌豆尖掐下来。每一根豌豆尖几乎都掐得太长了些,带着一截根本没法吃的老秆儿。他这样不顾质量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他的丰富经验和通晓价值法则:他知道,眼下即使捎带着更长一点的老秆儿,也能卖出去,大约再过两三天以后,卖豌豆尖的庄稼人多起来了,那时候再注意质量也不为迟。
  许茂老汉背起背篼直起腰来,正要回家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他看见郑百如正向他对直走来。
  这会儿,天色完全黑下来了。许茂过去的四女婿从公社开完会,不走通往郑家瓦屋的直路,却绕着河边的小道来到老汉面前,白净的脸盘上完全没有平常那种骄矜的神态,眼里流露着负疚的神情,站在许茂面前。老汉完全没有想到,不由得心里有点失措了,但他并没显得慌张。他尖利地望着对方,两手拄着锄把,等着人家先发话。
  郑百如笑嘻嘻开口说:“爹,才收工呀?”
  郑百如当面这样恭顺地叫他“爹”,在许茂的记忆里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那是同许秀云新婚前后的事情。这不能不使许茂更为吃惊,但他依然不说话。
  郑百如故意躲开老汉的目光,收起笑容,用略为沙哑的声音说道:“哪阵你老人家有空,我想跟你谈谈自己的思想。哎,想想过去的事情,我真后悔,都怪我年轻无知。自从和秀云离婚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大不该!”
  许茂心头涌起一种满足和胜利的喜悦,但他还是不开腔。他常常用这个办法逼得对方把真话全说出来。
  但是,郑百如却在这里打住了。他只是告诉他说:今晚他要开会,没有时间了,过两天再到许茂家来“汇报思想”,听取“批评帮助”。说完,又用求告的眼光望了许茂一刻,便折转身从麦田的小径离开了。
  许茂喷着鼻子,一步一步慢慢往家走。及至走入院子门以后,还有点心神不定。他把背篼放在高高的阶沿石上,搔了搔脑壳,自语道:“呸!……这又是咋个一回事啊,未必你们这几年还没有闹够么?”
  院子里静悄悄的。梅花散发着幽香。四姑娘的孤零零的破小屋里亮着灯。正房却是黑黑的,老九还没有回来。

  老人一听,立即敏捷地跳将起来,伸着手朝我走来。他不是握手,而是捧着我的手轻轻抚摩着,口里喃喃说着我不能完全听懂的福建话。然后返身进屋,颤颠颠地端出一盘切开的月饼,又移过几案上原来就放着的一套喝功夫茶的茶具,开始细细筛茶。我猜想这些年来不大会有中国人像我这样摸到这个小岛上来逛,因此见多识广的老人稍稍有点慌张。铁观音一杯杯筛下去,月饼一块块递过来,一味笑着,也不问我的职业,以及为什么到新加坡来。当我实在再也吃不下月饼时,他定睛打量我是不是客气,然后说:“那好,就看看我的家。”

  老冯平时从不串办公室,谁有事就到办公室去找他。有时在楼道里碰见他,他就会问你:小梧,来局里多久了?小梧就回答多久多久了。然后他还问:小梧家住在哪里呀?小梧又回答家住哪里。过不了多久,下次老冯碰到小梧时,老冯仍会问小梧,来局里多久了?小梧怔了一下,但还是答来了多久了。老冯又问:小梧家住哪里呀,小梧很快答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小梧私下里就想,老冯这领导怎么这样。

  六

  他先领我们朝檐廊东边走去,突然停步,嘿嘿一笑。我抬头四顾,竟然是几十架巨大的铁丝笼,里边鸟在飞翔,猴在攀援,蛇在蜿蜒,活生生一个动物园。我正待细细观赏,他却拉着我的手从边门进入了屋内。屋内非常干净,一间间看去,直到厨房。厨房一角有一个硕大冰箱,大到近似一间房子,应该称作冰库纔合适。老人见我注意到了大冰箱,非常满意,便又请我上楼。楼梯很陡,楼上是他家卧室,更是一尘不染。朝南有一个木架阳台,站在那里抬眼一望,可看到小半个浓绿丛丛的岛屿。我相信,清晨或傍晚时分,老人会站在这儿细细打量自己的“领地”,虽然削看熟了的地方,有时不免也会发几声感叹。大大的中国不呆,漂洋过海找到这么一个小岛,在这里度过一生,又在这里埋葬。这是一个多么酸楚又多么浪漫的故事啊。老人忽然拍拍自己的头,对我说:“你看,差点给忘了,我那儿还有房!”说着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海滩。

  当然别人碰到老冯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人们就想,老冯这领导也太官僚了,平时老冯给人们的感觉就有些那个。时间长了,都不太拿老冯当领导。见面时总是老冯老冯地叫,老冯也看不出什么变化,有时答应,有时冲你点点头。下次不管你有什么事求到他,只要他管得着的,能给你办的,他总是给你办。人们又说老冯这人行,是个老好人。

  罗祖华,一个文文秀秀的农民。二十年前读过高小,如今三十六岁,已近中年,是葫芦坝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担任着二队副队长的职务快十年了,社员们没有不说他好的。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土专家,泥木石篾样样精通,编鸳绞索、犁牛打耙、抛粮下种、担抬推拉门门在行,什么样的难活、技巧活,到了他手上。没有做不好的。只是,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瓜无个个圆,人无样样全。老成厚道的农村实干家罗祖华,对于为人处事方面的学问简直少得可怜。然而,这有啥关系呢?在待人接物、处理有关亲戚邻朋等方面的事情,用不着他动脑子,家中有个聪明干练的女人。
  他女人就是许秋云。在许茂“女儿国”里,秋云排行第三。许家三姑娘不仅身材高大壮实,吃得、做得、累得,而且能说会道,直来直去,又好管个闲事。外号人称“三辣子”。从许茂家里出来的姑娘,就数她泼辣。罗祖华和许秋云的结合,是农村中老年人称之为“新式结婚”的那种方式,即: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加互相了解自由恋爱。这一对性情全然不同的夫妻,组成了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十多年,一口气生下五个娃娃。不消说,日子是过得紧巴巴的,那年头,一家大小穿的用的吃的都有些困难,祖华有时利用早晚空闲做点筐子、小板凳什么的,由三姐拿到街上去卖些零钱来贴补着过活。人们说,他们的小日子过得还顺当,原因主要是罗祖华诚心诚意当个“(火巴)耳朵”,这话当然是太片面。其实,就算是个“(火巴)耳朵”吧,这又有什么不好?何况许秋云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当家,她的话,在罗祖华听来,没有一句不是正确的。
  秋天里,秋云对罗祖华说道:“四妹长住爹爹家里,也不成个体统,你不是要上耳鼓山给队上运木料么,顺便到你伯娘家去走一趟,问着个合适的人户,给四妹找个落脚处。”祖华从来不会给人做媒当“介绍”。感到这差事很为难。女人又教导他:“只要那人性情好,年纪也相当,其他条件都可不讲;就是死了女人、又有个把娃娃的,也可以。”祖华按着这些条件上山去,在他一个远房伯娘的帮助下,果然找着了那样的一个“人户”。一提亲事,人家就同意了,真没想到这么顺当。回家来一说,女人还夸了他两句。四姑娘对三姐夫的好意,当时也没表示反对,大家都认为是默许了。下个月初,那个“新老挑”就要下山来给老丈人祝生,待正式确定了关系,四姑娘秀云的新的家庭生话也就要开始了。
  罗祖华有生以来能亲自办成功这样的大事,还是头一遭呢!为这个,人们惊喜地说,别看祖华老实巴交的,还真能办事呢!这些日子,他暗自庆幸着自己的成功,心情一直处在兴奋之中,专等着老丈人许茂生日到来。算算:只有十多天了。
  然而就在这天,传来了四姑娘“不走了”的消息。开初,在地里听妇女们叽叽喳喳议论,他还认为不是实在的。下午收工以后,他装着个没事的样子,抱着幺娃,以摘梅花为名,到老岳父的院子里看了一遍之后,心都凉了半截。正如没经历过大事的人一样,他是经不起成功也经不起失败的。特别是当他想到耳鼓山上的人将怎样的责怪他不讲信用,就觉得那后果确实不堪设想。回家的路上,眉毛胡子都堆在一起了。
  女人收工回家来,也正为这个意外的消息忿忿的,在灶屋里把些个瓢儿碗盏弄得哗哗哗地响,见罗祖华抱着娃娃,拿着一枝花回来,她劈头就骂:“你倒有闲心!游魂去了?事情办成这个样,还装起不晓得哩!”
  真是活天冤枉!怎么能怪他罗祖华嘛,何况他为这事正愁得不得了呢!但是,在这样的时刻,他是绝对不开腔的。
  接着,许家三姑娘又骂起许家四姑娘来了:“贱皮子!三心二意!……你要在这背时葫芦坝守老么!你不同意,为啥不早喂个四板牙?事到如今,你拿些‘活路’给我做!……”紧接下去,这位心地善良的三姐就对可怜的四妹子骂些粗话出来,“嗨!这才是鸳篼抬狗——不受人尊敬呢!你死婆娘有能耐,自己去找一个嘛!”
  罗祖华坐在灶下去烧火,心情颓丧。但他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女人自有主张,别看她愣眉鼓眼,咋咋呼呼,她心里的主意有的是。
  吃罢晚饭,秋云对男人说道:“把门关起,我要找她死东西算账去!今晚不回来了。”临出门又吩咐说:“你又睡得像个死猪样嘛!别忘了叫醒一个个起来屙尿!”
  罗祖华答应着,女人像风一样去了,他心里轻松了许多。他信服女人,他对她的能力向来是崇拜的,她此去准能把这一场意外的风波搞得平平顺顺。祖华洗过锅碗、喂过猪儿之后,便监督着每一个娃娃把尿撒干净,并哄他们上床睡觉。办完了这一切,他便在方桌前坐下来,轻轻舒了一口气,对着煤油灯,掏出一张十天前的《四川农民报》,注意地寻找起有关“养猪业”方面的报道来。很快,他的思想就集中到报上的文章里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突然有人敲门,他抬起头想了想,回过神来以后,便笑道:“嗨!你不是说,不回来,还是回来了。”忙起身过去,恭恭敬敬把门闩抽脱,把顶门杠拿走。
  门开了,却不见他女人。门口站着的是一个戴干部帽子,披毛领子短大衣的白脸皮男子。
  罗祖华的笑立刻凝固,意外和惊愕竟然使他尴尬得一时发呆了。
  来人正是郑百如。自从离婚以来,“老挑们”再也没有来往。就是过去秀云还在郑家的时候,因为他罗祖华为人老好,终日埋头生产,郑百如从来也没正眼看过这位三姐夫,如今竟然走进屋子来了,而且态度显得那样的谦卑,跟他平日里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比较起来,简直换了个人似的。
  “三哥。”郑百如按着过去的亲戚关系,这样亲热地招呼罗祖华:“吃了没有?……三姐睡下了么?”
  “呃……没……她……”罗祖华没有女人的指点,一时不知道该怎样接待这位不速之客。但他想道:“不说亲戚吧,人家是大队干部呢。兴许是来问问我们队里工作情况吧?”
  果然,郑百如知道“三辣子”不在家,态度变得随和多了。一开始先询问起二队养猪生产的情况,盖猪圈的材料还缺不缺,猪儿的饲料粮食还有多少等等。罗祖华是分管队里副业的,这些问题他像明白自己有几个手指头一样,清楚无误地作了汇报。随后,郑百如又谈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事情来。
  “今冬明春任务大啊,思想上放松不得啊!……你们二队那些个外流劳力回来了没有?还没有呀,那可不得行!今年可跟住年不同呀,上面的精神来得‘陡’啊!……三哥,你我这些当干部的,还不就是执行上面的精神么,上面咋个说,下面就咋个干,不是么?”
  “是,是嘛。”罗袓华不怎么紧张了。面前坐着这个人,平常开大会讲话威风凛凛,眼角也没挂过一下当小队副队长的老实疙瘩罗祖华,而今,“三哥,三哥”的叫得这般亲切,说话也完全是平等商量的口气。罗祖华亲热地从平柜上把叶子烟篼儿端过来,请客人裹烟。
  从前的太平镇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后来当过一阵大队会计,前年又升任党支部副书记的郑百如,从大衣兜里掏出一盒“金沙江”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罗祖华,自己却不抽。
  “为啥不吃啦?”罗祖华觉得奇怪。
  “哎,抽不起啊,干脆慢慢戒掉算啰!”郑百如一本正经地说。随即又问道:“三哥,今年子决算出来,你家的超分款能补得清么?”
  “慢慢补嘛,哪一年我们也没欠多少时间。”罗祖华说这话有点气短,而接着又提到他常常羡慕的耳鼓山来了:“人家山上的生产队,像我这样七口人开饭,两个强劳动力的社员,就不补款,还进钱呢!……哎,我们这个葫芦坝……”
  郑百如岔断他的话:“哎,你家娃娃多,困难户嘛……我叫他们研究一下,公益金给你解决一点。”
  “不,不,我们能补得清。”
  罗祖华想也没有想过要队里照顾。但副支书体贴人的话,却使他着实地感动了。
  郑百如摆了摆手,说:“我知道你是个干梆硬撑的人,有困难也不开口。可我们大队干部看问题也得实事求是嘛!……当然,你不好开口,我给他们打个招呼好了。”
  话既不多,却很诚恳。老实人罗祖华今晚才第一次发现他过去的妹夫原是一个多么直爽的好人!但是他罗祖华是绝不要队上给他“免了”超分款的。
  “不不不,四兄弟……”他脱口称呼起亲戚来,“请你千万莫去提这个,我们一家领情就行了,领情……”
  “哎,何必喃!……好啦,今晚不谈这个吧。”郑百如挥一挥手,“暂时不谈这个事,该咋办,我晓得咋办。可是,我今晚还有话对你说哩,三哥!”
  “你有话对我说?”
  “是呀,是呀!你我两兄弟,平日搞集体的事,谈的都是工作,总是拢不到时间来交换交换思想。呃,三哥,你看,当兄弟的缺点不少。你要帮助帮助我呀!”
  “嘿嘿,这话……”罗祖华又被感动了。
  “三哥!你看我这个人咋样?”
  “你?”
  “嗯!”
  “这个……”罗祖华吸了口烟,动开脑筋了。可是,这几年在葫芦坝上风云直上的人物郑百如的形象,在他脑子里并不那么清晰。是好?是坏?是不好不坏?很难下断语。要说他好吧,为啥子俩口子关系闹得那样的坏?四姨子是个百里挑一的贤淑女人呀!……要说他坏吧,可人家这几年为啥能入党、能当上支书呢?……在人事关系上平日里有点迷迷糊糊的罗祖华,突然想到几年前郑百如在群众大会上斗争金东水的事情来了。前任支部书记金东水也是他的亲戚,是他和郑百如俩的大姨夫,都叫“大老挑”的。郑百如把金东水像敌人似的斗倒了,而他罗祖华却从来不曾认为“大老挑”是什么“坏人”,这咋个说呢?说不清!
  “哎,三哥!我的缺点不少啊!”
  罗祖华回过神来,真是老天帮忙,嘴里顺口说出了人们常说的那句不痛不痒的实情话:“哎,人嘛,谁个能没有缺点喃!”
  郑百如顺势接下去:“当然,干工作嘛,哪能不犯错误,哪能不得罪人的,这,我自己心里明白,上级教育我一次,我改正一次,一步一步锻炼嘛,这倒没啥了不起的。可是,三哥,我这辈子干了一桩糊涂事,真是糊涂透顶啊!如今想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悔莫及呀!……”
  煤油灯闪闪烁烁,看去,白净的脸上罩着痛苦的阴影,眼里好像模糊着一层泪水。罗祖华偏又是个听不得苦戏的人,心肠比老太婆的都软,于是劝慰道:
  “何必呢,当心身体啊!”他虽然不知道人家的“糊涂事”是指的什么,但仍充满同情心地顺口说:“俗话讲,人有失足,马有漏蹄呢!”
  “失足……”郑百如痛苦地咬着这个字眼,感慨地说下去,“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我怕没有机会来改正的了。”
  “哪能呢!”
  “三哥,我俩不见外,今晚才把这话向你吐露。”
  “啥子事啊?”
  “秀云的事。”郑百如终于说出来,“如今想来,都怪我,都是我对她不好!为啥要离婚?……一时的气盛,就离了。可是,到底是夫妻一场啊,一夜夫妻百日恩,我和秀云是八年的夫妻啊!……想起她对我的种种好处来,我真恨不得杀了我自己!我真是一时糊涂……”
  郑百如捂着脸说到这里,罗祖华的心被彻底感动了。不由得抹了抹眼睛。
  两个三十多岁的汉子、从前的“老挑”,沉默了。他们对着煤油灯,谁也没再说啥。一直过了好久。
  后来,郑百如站起身来,用帕子揩了揩眼睛,打算告辞了。罗祖华真心诚意地挽留他再坐一会儿。可他执意要走,说是还有工作,要去找几个队的队长布置清理劳动力的事情。罗祖华感叹着把他送出门。
  未圆的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天空碧蓝如洗。冷风“呜呜”地扫着葫芦坝深夜的田野。罗祖华在回转家门的时候想着:“是啊,知过必改!他对秀云不好,如今自己认识到,后悔了。一夜夫妻百日恩,这话实在!”

  当然还得跟他去。路不近,一路上遇到不少岛民,大家都恭敬地立在一边向老人问好。老人庄重地向他们点点头,然后趋身过去轻轻说一句:“中国来的!”他是在向他们介绍我,我都听到了。

  宇泓当年上党校的事,往他办公室跑的次数多了些,宇泓那时很急,为了能上学,因为上了学就能转干,她曾想过,要是老冯真能帮忙,和老码有些什么也没什么。她曾用话语暗示过老冯,不知老冯没听出来,还是老冯没动心,总之老冯一点行动也没有,哪怕是老冯有那么一点意思,宇泓也会有所表示的。

  终于到了海滩,那里有一个不小的鱼塘,鱼塘靠海的一边有一道坚固的闸门。到这里纔知道,这是老人近年来的生活来源。这个鱼塘和闸门,可以在海潮涨落之间为老人提供为数可观的海鲜,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厨房里的大冰库该是天天常满。问边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开门进去,见宽阔的床铺,日常生活器具,乃至炊事设备,一应俱全。老人打开南富,赤道的长风鼓荡进来,凉爽极了。海天尽头隐隐约约处,已是印度尼西亚。不难设想,老人是经常住在这里等待潮涨潮落的,有时风雨太大,懒得回去了,就在这里过夜。他已不必出海捕鱼,只是守株待兔,开出一个小小的闸门静等鱼虾自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太辛苦了,我们这个老人安详得多,中国的血统给了他一种中庸委和的生态。

  直到宇泓已转干许久了,老冯在楼道里碰到了宇泓,突然问:你来局里多久了?直到这时宇泓才真正意识到老冯这人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

  老人在小屋里慢悠悠地对我说,现在他已不大到小屋来住了,小屋一直空着。如果我有心绪,有时间,要看点书或写点什么的,尽可以住到这间小屋里来,与海作伴,伴海同眠,住上十天半月。

  没有人知道老冯想的是什么,只有老冯自己清楚。他自从转业到地方,心思却留在了部队,那里是他战斗过大半辈子的地方,他的事业他的情感都已经留在了部队。他转业到了地方是一种无奈,虽然许多年过去了,他仍没有进入角色。他时常发呆,望着窗外的时候他会走神,仿佛他又看到了他的千军万马。正肃然地在他的眼前走过。这么想着时,他的眼睛就潮湿了。

  实在,这是一种天大的福分,要是我能够。我一生做过许多有关居舍的梦,这间小屋,今后无疑会经常在我梦中徘徊。

  他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再有些日子他就该退休了,可这种幻觉越来越强烈地侵扰着他。让他一次次热血沸腾,又一次次幻灭失落。于是他便在现实与幻觉之间游走着。

  等我们从海滩回到他的家,家门口却等着两个印度人。老人用英语与他们交谈,纔知他们是政府官员,前来考察这座岛的开发问题了。是啊,刚纔我还一直在惊讶寸金宝地的新加坡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岛屿荒芜着呢。新加坡政府做事干脆利落,只要他们下决心开发,过不了一两年,全岛会彻底换个模样。是成为一个国际俱乐部,一个度假别墅群,还是一个大企业的所在地,或者一个废品处理所?这一切都不知道了,等考察之后看。这两个官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老人对这个岛的重要性,专程寻来了解一些数据。

  老人听罢,手忙脚乱地在檐廊堆杂物的桌上翻找,好半天找出几本皱巴巴的小簿子,纸张都已发黄了,递给官员。他没有请这两位高个儿印度人坐,只是仰着头给他们说着什么,声音轻轻的。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忍去听,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一种绵长的生态就要结束了,两个高高的印度人站在这个华族老货郎、岛的老领主面前,大大的活页夹摊开在手上,老人递上去的黄纸小簿落在活页夹中,铁丝笼里的动物冲着两个肤色陌生的客人乱叫,这一切,老人都要承受了。

  官员抄录了一些什么,很快就走了。我们也默默站起身,准备告辞。老人进屋换了件衬衫,说“我陪你们走”。我再三推阻,他全不理会,也不关门,已经走到了路上。

  我不知道老人平时走路是不是这样走的,一路行去,四处打量,仰头看看树顶,竖耳听听鸟鸣,稍稍给我指点一些什么,有时又在自言自语。这神态,既像是一个领主巡行,又像是在给自己领地话别。

  我按着他的指引、他的节奏走着,慢慢地,像是走了几十年。货郎担的铃声,漂泊者的哭笑,拌和着一阵阵蕉风椰雨。老人走了一辈子,步态依然矫健,今天陪着我,一个不知任何详情,只知是中国人的人,一起摇摇摆摆,走出一段历史。说实话,我真想扶他一把,但他用不着。

  走到码头了,老人并不领我到岸边,而是拐进一条杂草繁密的小径,说要让我看一看“大伯公”。我说刚纔已经看过,他说“你看到的一定是北坡那一尊,不一样。”说着我们已钻到一棵巨大无比的大树荫下,只见树身有一人字形的裂口,构成一个尖顶的小门形状,竟有级级石阶通入,恍若跨入童话。石阶顶端,供着一个小小的神像,铭文为“拿督大伯公”。老人告诉我,“拿督”是马来语,意为“尊者”。从中国搬来的大伯公冠上了一个马来尊号,也不要一座神庙,把一棵土生土长的原始巨树当作了神庙,这实在太让我惊奇了。老人说,当初中国人到了这儿,出海捕鱼为生,命运凶吉难卜,开始怀疑北坡那尊纯粹中国化的土地神大伯公是否能管辖得住马来海域上的风波。于是他们明智地请出一尊“因地制宜”的大伯公,头戴马来名号,背靠扎根巨树,完全转换成一副土著模样,从树洞里张望着赤道海面上的华人樯帆。

  老人很哲理地朝我笑笑,说:“入乡随俗,总得跟着变。”是啊,本来是捧着一尊传统老神闯荡世界,小心翼翼像捧着家谱,捧着根本,捧着一个到哪儿都散不了架的小天地。没想到真的落脚一处,连老神在内,一切都得变。老人已经回身,招呼我去码头了。看着他的背影,我想,这位连英文也已熟习的“拿督大伯公”是会接受小岛即将面临的变化的,哪怕这个变化是那么大,又发生在他晚年。他一生告别过太多的东西,最后静静地守着这座人丁稀少的岛屿。现在要他告别这种宁静了,他的鱼塘,他的海滩小屋,他的家庭动物园,也许都会失去。他会受得了的,作为漂泊者,他已习惯于告别。

  那好,我也要与他告别了。船码头那三两间店铺有点热闹,原来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分。老人真诚地邀我们在一家小吃店坐下,要请我们吃饭。店铺里的人有点惶恐,好像总统突然宣布要在这里举办国宴。老人大声地对他们说:“这是中国客人!”众人一律笑脸,唯唯称诺。

  我们婉谢了老人的好意,雇船解缆。半晌,老人还站在岸边挥手。

  其二

  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一个闹市区游逛,朋友突然想要去银行取款,我懒得陪他过马路,就在这边街口等。刚等一会儿就觉得无聊,开始打量起店铺来了。身后正好是一家中药店,纔探头,一股甘草、薄吧和其它种种药材相交糅的香味扑鼻而来。

  这是一种再亲切不过的香味。在中国,不管你到了多么僻远的小镇,总能找到一两家小小的中药店。都是这股气味,一闻到就放心了,好像长途苦旅找到了一个健康保证,尽管并不去买什么药。这股气味,把中国人的身体状况、阴阳气血,组织成一种共通的旋律,在天涯海角飘洒得悠悠扬扬。我觉得,没有比站在中药店里更能自觉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了。站在文物古董商店也会有这个感觉,但那太高雅,太脱离世俗。不像在中药店,几乎和一切中国人有关,而那股味道又是那样真切,就像直接从无数同胞的身心中散发出来的,整个儿把你笼罩。

  很想多闻一会儿,但新加坡商店的营业员都很殷勤,你刚有点驻足的意思他们就迎过来打招呼了,因此我得找一点什么由头。正好,药店深处有一堵短墙,墙侧放一张桌子,有一老人正坐在边上翻书,他头旁的墙上贴着字幅,说明他是『随堂中医”。这种在一家药店摆张桌子行医的医生,过去中国也很多,后来不知怎么取消了。我想,如果有重病,当然还是到医院去妥当,但大数的小毛小病请这种随堂医生看看倒是十分方便的,犯不着堂而皇之地到大医院去挂号、预检、排队、问诊、配药、付款,一关一关走得人真地生起病来。我在这位老医生身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用轻松的口气说:“医生,我没什么病,只是纔来南洋几个月,总觉得有点内热。”

  这是真的,我所说的“热”不是西医里的fever,体温很正常,根本没有发烧。如果说给西医听,多半会被赶出来,只能说给中医听,他们纔懂。这位老中医会怎么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让他按脉,并且张开嘴让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点热。”他说。于是开药方,他用握毛笔的手法握着钢笔直行书写,故意在撤捺之间发挥一下,七分认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纪的中医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时候,你的目光应该既赞叹又佩服地看着他的那枝笔,这比说任何感谢的话都强。

  正事很快办完了,我拿起药方要去取药,老医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说:“不忙,过会儿我去取。先生从国内来?府上在哪里?”这里年老的华人不习惯说“从中国来”,而是说“从国内来”,光这么一个说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会儿了。他显然也是想与我聊一会儿。我转头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东张西望找我,赶紧出去说明情况。朋友说:“那你们就好好谈一会儿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级市场买点东西。”

  老医生是客家人,年轻时离开中国大陆,曾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行医,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时东问西闯不在乎,年纪一过50就没完没了地想起老家来。”他说,“变成一个长长的梦,越做越离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这时候,要是不回去,就会变成一种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紧张。那些天也不行医了,成天扳着手指回忆村子里有哪些人家,那么多年没回去,礼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国人嘛,一村就像一个大家。”

  “我就这样肩扛、手提、背驮,拖拖拉拉地带着一大批礼物回去了,可是在中国海关遇到了麻烦,因为太像一个走私犯了。我与几个年轻的海关人员说了半天,说我不是走私犯,而是圣诞老人,分发礼物去了。海关人员愕愕地看着我。”

  “我又说,其实这些礼物送给谁,我也不知道。村子里的人我还能认识几个?你们收下也可以,我的心尽了。我说的是真话,但海关人员以为我在讽刺他们,非常生气。”

  “我知道我错了。他们这么年轻,哪会理解老华侨疯疯癫癫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只得与他们商量,有没有年老的负责人出来与我谈一谈。他们真的找来一位,没谈几句,全都理解了。很快办了手续,放了我这位圣诞老人。”

  “接着是一路转车换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里。奇怪的是,那些老乡不知怎么回事,拿了礼物掂量着,连声谢谢也不太愿意说,我腆着脸想与他们叙家常,却总也叙不起来。”

  “屋后那座山,应该是翠绿的,却找不到几棵象样的树了。我左看右看,有点疑惑,也许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几十年翠绿色的梦褪了颜色了,我该回来了。”

  “但回来刚安定下几个月,又想念了。梦还在做,变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牵肠挂肚。于是再筹划回去一次。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一共已经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点懊丧,回来后很快又想念,颠来倒去,着了魔一般。”

  “从去年开始,我与此地几个同乡华侨商议,筹款为家乡办一所小学。到今年已筹到20万,上个月我又回去了,与地方上谈办小学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欢多谈校舍设计和教师聘用,喜欢谈钱。”

  “现在我的气又消了。钱不够就再多筹一点吧,只要小学能办起来。”

  老医生就这样缓缓地给我说着。他抱歉地解释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说这样的话。说给儿孙们听吧,儿孙们讥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单相思;说给这儿的同乡华侨听吧,又怕筹不到款,他只能在筹款对象面前拼命说家乡可爱。他把许多话留在嘴里,留得难受了,就吐给了我,一个素昧平生却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国人。除了感动得有点慌乱的目光,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他,哪怕是几句比较得体的话。

  老医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学生的课桌那么大,这是自然的,药店本身就不大,匀不出那么多地方给随堂医生。桌上放着几本早就翻旧了的中医书籍。他与我讲话时不断请我原谅,说占了我的时间。最后在要不要付医药费的问题上又与我争执起来。我恳求他按照正常计价收取医药费,他终于算出来了,一共8元。报了这个低廉的数字,他还连声说着“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个小时,没见另外有人来找他看病,可见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为我是华侨富商,哪儿啊。你看我这,打肿脸充胖子罢了。”他的语气带着腼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

  其三

  本地的报纸陆续刊登了我讲学的一些报道,他看到了,托一位古董店的老板来找我。带来的话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托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纸,每页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这种稿纸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几刀给我,顺便见个面。

  这是好愉快的由头啊,我当然一口答应。他70多岁,姓沈,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博士。在新加坡,许多已经加载史册的国内国际大事他都亲身参与,与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过从关系。在中国,他有过两个好友,一个吴晗,一个华罗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资历深,声望高,在我见他那天,古董店老板告诉我,陪着我想趁机见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个。其中一个是当地戏剧界的前辈,广受人们尊敬,年岁也近花甲,但一见他却恭敬地弯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读您的文章;30年前,我来报考过您主持的报社,没有被您录取……”

  沈老从古董店那张清代的红木凳上站起身来,递给我那几刀大号直行稿纸,纸页上已有不少黄棕色的迹斑。稿纸下面,是一本美国杂志Newsweek,他翻到一页,那里介绍着一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说,这是他的同学、朋友,今年该是78岁了。我一眼看去,哲学家的照相边上印着一段语录,粗划黑体,十分醒目: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suicide,I would have killed myself long ago.

  沈老说,这本杂志是最新一期,昨天刚刚送到,不是因为有这篇介绍纔特意保存的。“一辈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时间又长,随手翻开报刊杂志都能发现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游荡飘零的人,离开了祖国,熬不过异国他乡的寂寞,在咖啡馆蹲蹲,在河边逛逛,到街心花园发发呆,互相见了,眼睛一对就知道是自己的同类,那份神情,怎么也逃不过。不管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起上酒吧,一起叹气说疯话,最后又彼此留地址,一来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别的地方游荡去了,很难继续联系,只剩下记忆。但这种记忆怎么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么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这个Cioran,几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样子了,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显然这是确实的。Newsweek编辑部说Cioran原是罗马尼亚人,1937年他26岁时纔到巴黎,一个典型的漂泊者。现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经成了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一接受采访开口还是谈他的故乡罗马尼亚,他说由于历史遭遇,罗马尼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怀疑主义者。可以设想,在巴黎的酒店里,年轻的Cioran和年轻的沈博士相遇时话是不会少的,更何况那时中国和罗马尼亚同时陷于东西方法西斯铁蹄之下。

  我们一伙,由古董店老板作东,在一家很不错的西菜馆吃了午餐。餐罢,谈兴犹浓,沈博士提议,到一家“最纯正的伦敦风味”的咖啡座继续畅谈。

  新加坡几乎拥有世界各地所有种类的饮食小吃,现在各店家之间所竞争的就是风味的纯正地道与否了。要精细地辨别某地风味,只有长居该地的人纔有资格。沈博士在这方面无疑享有广泛和充分的发言权。他领着我们,一会儿过街,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乘电梯,七转八弯,朝他判定的伦敦风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点,说这家日本餐馆气氛对路,那家意大利点心徒有其名。这么大年纪了,步履依然轻健,上下楼梯时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么似地让开了,于是他真的躲开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间一路逍遥。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全是欧美人坐着,只有我们一群华人进去,占据一角。

  “完全像在伦敦。你们坐着,我来张罗。”沈博士说:“别要中国茶,这儿不会有。这儿讲究的是印度大吉岭茶,一叫「大吉岭」,侍者就会对你另眼看待,因为这是一种等级,一种品格,比叫咖啡神气多了。茶点自己去取,随意,做法上也完全是伦敦。”

  当“大吉岭”、咖啡、茶点摆齐,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势,看来要谈一个下午,就像当年在巴黎,面对着Cioran他们。他发现我对漂泊世界的华人有兴趣,就随手拈来讲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认识一个同胞,他别的事情都不干,只干一件事,考博士。他没有其它生活来源,只有读博士纔能领到奖学金,就一个博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地拿下去。当我离开巴黎时,他已经拿到8个博士学位,年岁也已不小。后来,他也不是为生计了,这么多学位戴在头上,找个工作是不难的。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一种游戏,憋着一口气让欧洲人瞧瞧,一个中国人究竟能拿到几个博士!也许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过特殊刺激,那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没有问过他。见面只问:这次第几个了?”

  “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只要找到我,总是讨酒喝。喝个烂醉,昏睡几天,醒来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缆绳,抓不到就成了无头苍蝇,他把一大串学位拿酒拌一拌,当作了缆绳。我离开巴黎后就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要是还活着,准保还在考。”

  我忙问沈老,这个酒鬼的8个博士学位,都是一些什么专业?沈老说,专业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学、哲学、宗教,也有数学、工程、化学,记不太清了。这么说来,他其实是在人类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儿也不想驻足,像穿了那双红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会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样缺少文化,那样缺少专家,但他却睹气似地把一大群专家、一大堆文化集于一身,然后颓然醉倒。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不起运的知识酒窖,没准会在最醇浓的时候崩坍。

  他肯定已经崩坍,带着一身足以验证中国人智慧水平的荣耀。但是,不要说祖国,连他的好朋友也没有接到噩耗。

  “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更怪诞,”沈老说:“大学毕业后没找到职业,就在巴黎下层社会瞎混,三教九流都认识,连下等妓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知怎么一来,他成了妓院区小教堂的牧师,成天拯救着巴黎烟花女和嫖客们的灵魂。我去看过他的布道,那情景十分有趣,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带有明显中国口音的法语,竟显得那样神秘;我们几个朋友,则从这种声音里听出了潦倒。”

  “亏他也做了好几年,我们原先都以为他最多做一二年罢了。不做之后,他开始流浪,朝着东方,朝着亚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逛过来。逼近中国了,却先在外围转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他在巴黎时的老熟人。吴庭艳那时正当政,要他帮忙,想来想去,他当过牧师,就在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一时有口皆碑,俨然成了东南亚一大硕儒。后来越南政局变化,他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想,这个人的精神经历,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许会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该会出现何等的气魄!中国近代的悲剧性主题,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一代文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驮着背着,行走在西方闹市间,走出一条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拉得他们脚步踉跄,心神不定。时间一久,也就变得怪异。

  这么想着,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也不回避自己。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难于在这里复述,我只能一味建议:“沈老,写回忆录吧,你不写,实在太浪费了。”

  沈老笑着说:“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但是我写过的几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纸送人。”

  我问他撕掉的原因,他说:“我也说不清,好像是找不准方位。写着写着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政府首长要我寻找中国大使,我找了几次都错了,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最后我凭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这样写本来也不错,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体。我是谁?算是什么人?在找什么?……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越写越不顺,把已经写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几次。”

  我问沈老,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他说,“心里有点怕,倒也不怕别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迭迭的稿纸一样,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都要找方位,心里毛毛乱乱的。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像我这样年纪,经不大起了。”

  “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最后,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他达观地笑了。

  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重新动手写回忆录?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但是,他会再一次停笔、再一次撕掉吗?

  他毕竟已经把一迭稿纸送给了我。稿纸上,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只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