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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飞:武大教师张维迎为两极分歧辩白

张维迎喜读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得了个“维迎德曼”的雅号。

《中国震撼》在国内文化界和出版界引起的“震撼”犹在,一本由张维为旧作修订而成的新书《中国触动》,再一次“触动”了读者。

(本文为黄纪苏参加萧功秦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的发言纪要)

当中国的改革出了大问题的关键时刻,自由的“维迎德曼”出来为改革大佬和资本大佬注解、解围了。

“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这,正是张维为这几年不停写作的初衷。

机会难得,我就提几个问题供商量吧。第一个问题是执政合法性。刘苏里先生说,人类历来是抢得天下是王,抢不到就是贼,现在规矩改了,你总得选一下,搞个仪式吧。我也不算质疑,我只是想,这选举仪式的背后是什么。光说仪式其实很容易,不就是把大家拉去“行使庄严的民主权力”么?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关键是为什么仪式就成了问题——为什么民主原来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人口的大多数长本事了。原来管理社会的确都得是精英,因为就他们本事大。冯友兰说过去发个告示,骈四俪六老百姓都看不懂,都靠秀才帮着翻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老百姓本事长了,欲望高了,你治理社会的方式就得变了。

中国的改革出了什么大问题呢?那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今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了,铁定已经“走了邪路了”。

记者:《中国震撼》出版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这是您之前能够预想到的吗?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问题不问题取决于你把不把它当问题。过去很多年没人提合法性问题。这些年中产阶级成长了,他们把这件事当问题了。那么当国者把不把它当问题呢?这也很重要。随着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模式”的浮出水面,G2、“中美国”什么的,很多人会觉得当国者肯定感觉良好,不会把这当成问题,起码不会当成紧迫问题。当国者觉得紧迫不紧迫我们当然不知道,但似乎对他们来说还真是个问题。因为你看胡主席访问日本,参观小学校,娃娃们问他您干嘛要当总统呀?胡主席回答说,我没有想当总统,是人民选我当的。这说明合法性在他心里已经成了问题,否则他完全可以告诉孩子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上的,或者说这是“历史的选择”。我在想,要是当国者都把合法性当成了问题,那么变化还会有多远呢?

邓小平反思道:“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还警告说“富裕起来后财富怎样分配也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张维为: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读者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响,但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有几个原因:

这个问题还涉及对改革大走向的判断。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小,但比起世界其他地方要好一些。萧教授大概也是这个意思。经济上尤其国有企业那块,我同意刚才华生先生的估计。中国的问题可能出在文化、社会及政治上。那边都换妻俱乐部了,您这边还严防死守、打什么“保卫战”,社会现实与社会管理或政治也太脱节了。要不然你把政治变过来,要不然你把社会变回去,不可能老这么脱节这么拧着。这只是从刘苏里关于合法性的“仪式”那儿引出的一点随想而已。

美国知名学者罗伯特·赖克教授在《美国的逻辑》一书中也认为:“将引发这次灾难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购买力。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期望从迅速积累的社会财富中分得一杯羹。但事与愿违,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使财富流向了上层人士的口袋。这是美国当前经济困境的核心,除非将其解决,否则持续的经济复苏只能是痴人说梦。”也已经明确指出两极分化是美国经济的病根。

第一,中国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关于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大家普遍期待一种比较全面的、有说服力的解读,我提供了基于自己长期研究和思考的一家之言,比较强势,这大概是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萧教授的书我看了序言,其中有三条总结,一是右翼民粹主义,一是左翼民粹主义,一是国家主义的民粹主义。对这个分类我谈点不同意见。我觉得近10年来有两个相对的趋势,一是自由主义的民粹化,一是左翼的精英化。十年前新左派不在体制内,没什么关系,有也不深。体制内的“老左派”到2001年“七一讲话”后也凉一边了,只能凑在小饭馆发发牢骚。乌有乡之乡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的。我们演出戏剧《切·格瓦拉》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当时的左派对国家表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监督批判立场,要说激进也挺激进的。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左派更关心平等,而这些年胡温政权体制也稍稍往这边倾斜了倾斜,推行了一些力度不太大的民生政策,这就造成左派和官僚体制越走越近,越来越国家主义化、精英化。这里面应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家主义是有合理性的,但左派对官僚体制越来越丧失了批判立场也是实情。

“两极分化”不仅仅是美国“自由市场”的总病根,同样也是中国当前强调“市场化”改革而陷入困境的总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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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左派会给人以民粹化的印象呢?刨去左翼在世界历史上基本在野、天然民粹的因素不说,我觉得还有以下这么一些因素。在中国,文革、毛主义的确算得上左翼民粹的典型标志,今天也的确有好多左派喜欢佩戴这个标志。但穿牛仔裤未必就是牛仔——想当牛仔也没地方当啊。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心里真想搞文革,可就是真想搞也没地方搞啊——说重庆是搞文革的人缺少起码的分析能力和历史知识,不足与论。中国也许确实有真想搞文革的毛派,但那肯定不在乌有之乡。乌有之乡这些年的基本趋势是民族主义加国家主义,甚至是穿着民族主义外衣的国家主义。那么热衷于高层权力斗争,成天拿着听诊器在领导人最新报告的字里行间正面背面听来听去,这怎么是民粹主义或毛主义呢?当然不是了。

2012年05月22日东方早报《北大教授张维迎:我国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的报道披露了北大教授张维迎为两极分化的“精彩”辩护。

张维为教授新书《中国触动》

北大教授张维迎宣言:“200年以来,人类走向工业文明,出现了两个非常显着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叫大发展。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人均GDP的变化就是发生在这非常短的200多年的历史里面。第二个现象叫大分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有些国家走市场化的道路,有些国家没有,这解释了它们之间过去200多年来形成的贫富差距。”“中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贫富差距、腐败、医疗教育等等。这样,出现了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失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都是市场化的恶果。第二种思潮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中国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第一,政府管得多。第二,国有企业大。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这么重要,“中国模式”的说法流行起来了,官员牛得不得了,开始教训美国人。这两个思潮都错了。“改革失败论”是否定过去的市场化,“中国模式论”是否认未来的市场化。中国之所以发展好,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越来越小。而中国之所以还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政府还管得很多,国有企业还很大。”

第二,这本书是构建中国话语的一种尝试。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甚至会前功尽弃。没有话语自信,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是做错了,或者只被看作是过渡阶段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放弃的,但我从中国“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来解释中国的制度安排,解释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论证了这些安排和做法的深层合理性,并强调这些安排和做法还可以改进,但他们已经构成了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这是我自己长期研究中国模式的心得,也是自己实地走访百国比较之后得出的慎重结论。这些心得和结论大都涉及中国发展的大思路,中国是个大国,大国崛起需要大思路,这可能也是此书引起反响的原因之一。此外,我也尝试了话语风格的创新,不说套话,我确实也不会说套话。不少人说读这本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是我所期待的。

三是近几年,我们媒体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出于某种目的,全面否定自己的国家,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他们故意把中国这个世界上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国家描绘得凄凄惨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我比较强势地回应了这些人的质疑和挑战,我把中国的成就与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比,和转型经济国家比,和西方国家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许多读者说读这本书感到很爽,很给力,这证明了比较的力量,说真话的力量。中国模式并不完美,甚至有不少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明显胜出,而且前途看好。不管中国今天面临多少问题,我们一定要先充分地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问题,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就是促使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我一直很担心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忽悠。苏联解体前我去过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前我也去过那里,这两个国家解体的过程我了解。这个过程大致上可以这样概括,先是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接着是政治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然后就是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西方不少人也希望这种局面在中国出现,但他们会失望的。其实西方自己现在危机重重,哪有资格来教训中国。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已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被浅薄的西方话语所忽悠,那也会功亏一篑,最终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那就太可悲了。我们不能允许西方和亲西方的势力来主导13亿中国人的命运。这本书出版后的强烈反响大概也印证了很多国人与我有相同的感受和思考。中国和世界都处在大变革之中,在大变革的时代里,一本书可以影响那么多人,鼓舞那么多人,作为作者的我,深感荣幸,某种历史参与感也油然而生,我很珍视这种感觉。

记者:因为前一本书的关系,您的名字为更多的读者所熟知,这本修订之后的《中国触动》同样受到关注,这两本书是什么关系,主要区别是什么?

张维为: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是《中国触动全球》,2008年出版的,《中国震撼》是第二本,2011年出版的,读者的反响强烈。许多读者也希望读到已经脱销的《中国触动全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这本书做了更新和修订,并决定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修订版。《中国触动》的名字比原书名更加凝练,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这本书的原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人以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后者更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两本书都贯穿了一条主线,即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